□ 国研智库新金融课题组
摘 要：金融的未来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线索。进入新时代，形与势激荡变化，传统金融自身的不足使得金融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同时，随着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的发展，一个人机融合、万物互联、万物智联的超级网络时代正在走来，为金融的蝶变提供了契机。在这个背景下，金融的形态和角色也在发生变化，新金融应时而生，呈现出新理念、新要素、新范式、新生态、新体制五个特点，以及普惠、科技、共享、绿色四项属性。新时代呼唤新金融，新金融必然产生并服务于新时代。
关键词：新金融：以人民为中心；内涵；特点；属性；行动策略
在中国金融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在金融面对自身局限必须求变与环境变化提供契机的情况下，沿着新思想新理念为金融工作指明的发展方向，新金融应运而生。
何谓新金融？新金融“新”在何处？事实上，新金融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新金融立足新发展理念，通过数字化转型拓宽金融的服务范围和能力边界、重塑金融的业务模式和增长范式、重新定义金融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追求，让金融服务更加便利易得，推动金融资源成为全社会的公共“基础设施”。
一、新金融的内涵
新金融不是一个新现象的简单归纳，而是金融逻辑和理论演绎的现实结论。目前，新金融可以被概括为顺应新时代新发展理念要求，以服务人民和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科技为核心生产工具、以平台生态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普惠、共享、开放、绿色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新金融源自金融，新金融仍是金融，金融的基本逻辑无疑仍应为新金融所“法”，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发展同是新金融的本源。新金融所倚靠的“道”是以人民为中心，这点尤为重要。忘却自己的“道”，只顾眼前的客户、产品、利率而陷入盲目的竞争，进行无谓的“内卷”，最终将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
新金融不脱离金融的本质和规律，在数据蓬勃、科技进步的伴随演进下，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演绎出别样的特征。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让人们的生活与金融融为一体，新金融坚持人民至上，以新技术为切入点，将服务触角向更广更远的方向延伸，着眼于服务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运行，从而实现长久的发展。“八二格局”下的新金融服务无处不在，就如同把一颗糖放进水中，糖看似消失了，但水变甜了。新金融就好似这杯变甜了的水，由高科技做配方，演变为化解痛点难点的甘露。新金融让普罗大众都能享受到甘甜，让金融活水流向最需要滋润的地方。
用金融这把“温柔的手术刀”纾解社会难点和民生痛点，正是新金融在回应新时代的呼唤。新金融想的不仅是怎样赢利，更是怎样为国效力、为民出力。身处其中的传统金融机构从金融中介和金融体系参与者，成为开放生态的合作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服务大众美好生活的贡献者。
二、新金融的价值观
新金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守人民至上，以百姓之心为心，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如水之仁泽及无边。
纵观历史，人民始终是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因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无数先哲就强调“民”在治国安邦中的价值，即使是在等级分明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民本思想也始终是对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意义深远的思想观念。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君舟民水”，无不体现了人民才是国家的根基，人民安居乐业方能实现长治久安。“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切实让人民获得利益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清代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只有让普罗大众都能获得平等自由的发展机会，过上富足喜乐的美好生活，天下才能安定和谐，国家才能繁荣强盛。
金融关系到百姓安居乐业、衣食住行，在实现富民利民、关注万民忧乐的过程中，金融活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夏朝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货币——贝币，便利了商品交换；到秦汉时期统一币制，极大地推动了商贸活动和经济发展；再到信用的产生和发展使抵质押、存贷款业务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金融事业自出现以来，始终与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作为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塑造着人类文明，金融从来不应为了赚钱而赚钱，也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社会目标。新金融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也必当因循“人民至上”的大道。
金融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立足现实国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成立之初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的领导人历来都强调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到，要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邓小平同志坚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成败的重要标准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刻印在书卷中的抽象的概念，更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空洞的口号，而是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起于为人民服务，兴于为人民服务，金融工作的开展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金融服务的需求。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中国金融因为党的领导而有高度、有深度、有强度，因为坚守为民初心而有温度、有气度、有广度。只有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让金融服务、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真正厚实党的执政基础，实现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要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国金融业既要学习西方金融的先进经验，更要远离其金融自由化、实业资本金融化及服务缺位等乱象。要牢记我们因何而生、为谁服务，在服务对象和经营导向上从传统的“以金钱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人民立场、践行用户思维、瞄准基层视角，把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聚焦在通力化解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痛点难点上。也只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不断鞭策自身产品和业务升级，才能够不断深挖金融事业的源头活水，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新金融不再将金融服务视为少数重点客户的特权，不再局限于谋求自身发展和短期利润，而是履行国之大者的责任，服务普通群众，促进共同富裕，服务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运行，从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金融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需要紧紧依靠人民力量。新金融的实践探索需要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金融工作的开展，需要不断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人民群众对金融产品和服务升级优化的参与度，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需求。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植于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上，摆正金融经济增长与改善百姓民生的关系，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关注和解决群众资金融通中的实际问题，用金融工作的实效打动人心、赢得人心，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金融权益，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要。
新金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依归，坚持“服务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理念，以金融“温柔的手术刀”回应“人民期盼”，走近小微、走进乡村、走入民生，让全体人民都能够享受到公平便利的现代金融服务。正如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国立所言，“人民至上”是新金融的价值追求和鲜亮底色，“我们探索新时代的新金融，是以人民为中心，为的是实现人的最终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在人民至上的大道上，新金融正在不断改造金融的业务领域和服务方式，如水般流向人们需要的地方，生生不息，欣欣向荣。
三、新金融的特点
新金融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不断勾画现实图景、构建话语体系、拓展实践边界，重塑了金融的逻辑模式，呈现有别于传统金融的特点。新金融以新时代为逻辑起点，应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孵化出新时代金融服务供给的新理念、新要素、新范式、新生态和新体制，共同构成了新金融的演化特点。
新理念
理念是从个别事物抽象出的普遍概念，是理性化的想法，是行动的先导。
新金融所遵循的新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新金融的方向指南。新发展理念既是发展观，也是方法论；既是理论纲领，也是行动指南；既是全局战略，也是具体部署。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阐明了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新理念并不是凭空而来，既是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形势分析的结果。新理念在金融的体现和演化，得其大者的同时也要落地于市场与商业的实践。
随着经济活动的逐渐丰富和多样化，人们对商业活动的理解和追求逐步深化，简单地以逐利为根本目的的金融模式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资源稀缺使价值创造越来越临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限制了规模的无限扩大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依靠资本投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边际收益递减、趋近于零。与环境、与外界、与价值链的上下游和谐共生、共创共赢成为主流商业价值观，人文情怀开始融入新的商业逻辑，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的思维逐渐取代了“零和博弈”。持续数十年的数字化进程，逐步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认识经济社会的方式和行为模式，拓宽了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维度。顺应新时代的发展变化，适应政治、经济、技术、社会、生态、监管、风险管理的需求，从根本上理解，新发展理念指导金融发展是为必然。
新金融产生并服务于新时代，新发展理念催生出新金融。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既是我们党的初心与使命，也是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与“魂”。新金融深刻把握经济金融形势，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连接多方实现协调共赢，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开放共享。传统金融之道所法的“自然”已演进为以人民为中心，金融之路也随之豁然开阔、几何级拓宽，由传统的“乡道、省道”迅速扩展成为通衢大道。
新要素
计算机的发明，使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间万物从此变成了数字，即“0”和“1”。数字化时代真正的开端应该是计算机开始尝试描述世界的那一刻，“数字+算法”成为描述世界的一种新的形态和维度。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从软盘到硬盘再到云盘，从台式机到笔记本电脑再到移动设备和平板电脑，以摩尔定律①定义的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使计算机体积快速减小、成本快速降低、运算能力快速提升，结果就是数字化设备的全面普及、各领域应用和高频使用，数字化设备深入到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
信息技术的出现使“数据描绘所有”成为可能，数字化设备的全面普及和应用，使数据大量产生并深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低成本运用数据”如火如荼，算法复杂度和算力的显著提升使社会生产越来越依赖数据，并使数据能够相对独立地影响社会生产生活。从底层逻辑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数字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数据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一环。
新金融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围绕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加速驱动金融业务升级重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把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并列，从认识论上升级了对数据的理解。数据兼具了数字的自然属性与信息的社会属性。数据要素能够发挥自身的价值，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在数据和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原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也有了新内涵，催化并创造出新的价值。万物互联时代的快速演进和技术新变革将支持金融机构获取更加广泛、更大规模、更富内涵的大数据，推进金融与科技双向赋能，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数据发展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拓展了理解世界的维度，金融业也将随之产生变化。对外实现“万物互联”，融入数字生态，链接人、物、企业，实现金融与人、组织的互联互通、深度融合，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服务长尾客户，以数字化形态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的微循环。对内重构业务流程，形成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快速、精准、敏捷和极致体验的业务能力，实现业务低成本试错、持续迭代和优化。同时提升数字化实现能力，构建数字化决策支持体系，通过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实现金融数字化改造；通过决策依据、方法、流程等的数字化，再造金融决策机制，以数据驱动决策。
数字时代不断发展，数据将成为金融业的核心生产要素。数字化金融服务的提供，以及结算、融资、财资、现金管理等系列应用场景的拓展，都是基于数据的汇聚、分析和利用。与边际产出递减的传统资本相比，数据要素的投资回报率更高，数据的可重复使用性与数据生产分析过程的迭代演化使数据要素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良好的内外部数据资产的治理能力，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基础，也是数字化经营必备的“内功”。
新范式
范式可理解为事物的本源和最底层逻辑。“范式”一词最早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意为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它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
新金融的范式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转向”——从资本转向人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机构转向功能，强化专业功能打造可持续发展根基；从中心转向泛在，通过搭场景和建平台实现低成本、批量、快速获客，创新模式、创造价值。
从资本转向人本，重塑了金融价值追求范式，即从“为了价值而存在”到“因为有价值才存在”。传统的商业逻辑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企业为了实现利润而存在；数字化时代，单纯为了利润实现而存在的经济主体将被逐渐淘汰，只有能够为其他经济主体提供价值并且实现赢利的企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虽然“获得价值”是终极目的，但是只有“提供价值”才能生存。“价值实现以价值创造为前提”将成为数字化时代商业模式的新范式。
从机构转向功能，重塑了金融价值创造范式，即从“端到端”全流程服务到功能节点的极致体验。提供不可替代的功能是金融机构在数字化时代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传统意义上价值创造，需要“以机构为中心”整合资源，完成生产过程，实现价值增值，价值创造过程呈现“流水线”形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生产过程的实现和比较优势；数字化时代，价值创造由供给端延伸至需求端，围绕客户需求展开，资源整合“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生产过程由“流水线”的线性操作转化为即时响应的“点对点”实现，突出“小、快、灵、便”的敏捷特征，企业的存在强调功能实现及其不可替代性。数字化带来的资源整合方式的升维，实现了价值创造的降维。
从中心转向泛在，重塑了金融价值交付范式，即从建立联系到建立链接。传统意义上的上量、扩面、提速，伴随着机构的铺开、人员的增加和重复性劳动强度的加大，以建立与目标客户的联系为主要手段和目的；数字化时代，建立联系的重要性没有改变，但广泛地建立链接成为联系常态化的主要切入点，通过搭建场景、建立门户、开放接口等数字化手段，使低成本、批量、快速获客，精准价值交付并抢占市场得以实现，完成由“单打一”到“一对多”的转变。
范式的改革，源于新理念和新要素对金融价值存在的重新构建，这是一种认知与思维的革命，也是业务逻辑的解构与重组。以人民为中心，破除了金融单纯追求回报的狭隘目标，引发金融更深层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金融科技的创新，已经从金融业务实现的数字化、互联网化逐步深入到开始重构金融服务的底层逻辑，金融功能的表达方式和创新路径正在发生根本变化。新范式以新技术、新工具、新能力的有机组合为元素，重塑生产关系，主动寻求稳态、敏态最优解的平衡术，解放和发展金融生产力。
新生态
商业生态系统打破了传统的以行业划分为前提的竞争战略理论的限制，力求“共同进化”。商业生态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一种稳定的价值创造和传递的动态平衡，达到各商业生态的主体之间及其与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商业生态是互联网思维与商业活动结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融合了互联网、场景、平台等要素，是新理念、新要素、新范式在商业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
新金融连通G端、B端、C端，着力拓展合作边界，丰富合作场景，培育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新生态。新金融构建的商业生态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开放共享。建立商业生态的根本手段是广泛地建立链接，开放的目的在于广泛接入，共享的目的在于价值流动。二是融入赋能。成为商业生态的组成部分，要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商业价值链的缺口、短板、弱项，并且能够精准地嵌入。三是合理获利。以满足商业生态各主体的需求为中心，把让利作为获利的基础，以分利营造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摒弃“独占”，拥抱“共享”。四是优胜劣汰。只有提供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才能与生态一起可持续发展。正如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所说，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适应变化的。
金融机构的存在表现为无处不在的金融功能，而不是机构实体。新金融逐步溶解自身边界，将金融功能嵌入商业生态，接入各行各业合作伙伴平台，融入合适的业务环节，进而在生产、生活场景中直接满足客户需求，使金融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或者特定的App，而是通过打破时间、空间和场景的阻隔，融入G端、B端、C端，成为生态中的一员，实现不可替代。
新体制
传统组织已经不符合新金融发展的要求。建立新体制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推动自身治理现代化，重点是实现组织敏捷化、管理柔性化、架构矩阵化。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推动内部治理现代化，把员工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形成适配新金融的内部治理和人力资本发展新体制，激发全员的潜能和创造力。
组织敏捷化，本质是组织内外部关系的快速交互。首先是需求响应敏捷。金融机构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在短时间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个性化产品服务组合，这背后是客户需求响应机制、产品创新流程、数据整合能力、线上线下全渠道管理等组织设计的敏捷化。其次是合作敏捷。行业边界、企业组织边界以及生产消费的角色边界正在被打破，一个金融机构需要进行广泛合作，在组织层面能够与合作伙伴快速对接，快速整合双方系统和商业模式，共建生态圈，相互赋能。再次是数据敏捷。敏捷的组织要有适当的机制，确保获取、理解、应用自身和外部数据实现敏捷化，与此同时，数据安全和数据保护得到充分考虑，对不同数据使用者，设置合理的数据使用范围和透明机制。最后是决策敏捷。敏捷的组织要减少决策耗能、包容不确定性和变化、激发员工价值创造活力，才能灵活应对外部市场变化、技术创新、客户反馈和政府监管等。
架构矩阵化，旨在实现组织价值创造的灵活高效。组织中的关系，可分为横向的部门联系和纵向的层次体系，表现为组织内部的职能分解、组合和协调。首先是扁平化，即管理幅度增大、管理层次减少。这是快速传递信息的需要，能够提高信息传递精准度，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是弹性，组织结构依据任务目标变化灵活调整，建立跨职能、跨层级的工作团队。最后是适应性，组织架构能够很好地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能够把组织所处环境中的各种资源集合到价值创造的方向上，实现高水平协同。适应性的组织架构，要开放包容、依环境而变，与客户和合作伙伴无障碍连接。
管理柔性化，则是数字时代的组织运作新机制。管理柔性化促使个体与组织共生。技术颠覆、数字转型和行业变革消解了企业组织传统核心能力，传统雇佣式关系正在弱化，个体价值已然崛起，个人与组织之间已经转变为共生关系，管理的核心价值是激活人。为了让个体目标和组织目标保持一致，需要通过柔性化的管理进行界定和设计，给员工多方面的支持，包括：力所能及满足工作之外的个人及家庭需要；提供有利于个人成长的平台和宽松的环境，帮助员工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就感；确保员工拥有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看重员工的价值，赋予员工“企业主人翁意识”。管理柔性化促使组织内外协同。彼得·德鲁克指出，“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仍然用过去的逻辑做事。”面对新时代，金融机构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寻找到与变化共舞甚至超越变化的能力。金融机构不再选择通过建立组织壁垒的方式获得成功，而是更需要形成开放与合作的组织结构，让外界容易纳入或者让自己的组织更具弹性。柔性化的管理是开放的、协同的管理，弱化竞争、强化合作。管理的效率不仅来自分工，更来自协同，要求组织具备一些新能力：“强链接”能力、构建柔性价值网能力以及形成共生逻辑能力，通过挖掘自身价值贡献的不可替代性，构建或加入“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在“共生空间”中协同发展。
四、新金融的属性
新金融依托数字技术整合各方资源，激活要素市场，打通堵点、连接断点、挖掘触点，展现出金融“普惠、科技、共享、绿色”的宏大气象，为纾解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提供金融方案。
普惠性
一直以来，“二八定律”被华尔街奉为金融行业之圭臬，这是资本主义金融的内在本质使然。这种“资本至上”的理念必然导致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加剧阶层矛盾和贫富分化。新金融倡导的则是“人民至上”，构建的是“八二格局”，致力于提高“普”的广度、挖掘服务深度、增强“惠”的温度，助力解决民之所盼、民之所需、民之所急。
提高“普”的广度
与以西方理念为主的传统金融不同，新金融更加强调服务的广度，以“普惠金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我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明确“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提高金融的普惠性，目的就是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特别是要让农村居民、中小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公正、及时、便捷、安全地获得金融服务。
近几年来，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紧跟国家政策，不断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供给，着力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金融普惠性。各类银行机构出台一系列普惠型、差别化信贷产品。比如，之前提到的建行“惠懂你”“民工惠”“裕农通”项目，将服务触角延伸到了“最前线”，为中小企业、农民工和农村地区提供了特色金融服务；招商银行研发针对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综合信贷平台“招贷”App，提供招行生意贷、闪电贷等各类贷款产品，打通了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中信银行研发上线“关税e贷”，针对普惠型进口小微企业，依据海关税费数据和工商、司法、征信等基础数据进行数据风控，大幅缩短融资周期，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问题。当然，发展普惠金融仅有银行信贷是不够的，保险行业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例如，以“政府主动介入、保险公司市场运营、居民自愿参保、保障重特大疾病”为主要特点的“惠民保”在近几年得到广泛推广，为社会低收入群体、下岗人员、新市民和农民工提供了一份新的保障。又如，正在试点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投保门槛低，缴费方式更加灵活，为不同职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定制了个性化方案。
挖掘服务深度
金融的普惠性不是简单的服务渠道的下沉，也要侧重于金融功能的有序释放。查余额、缴费、借钱不是普惠金融的全部，即使是简单的金融需求也不会众口一致。普惠小微客群“小而散”的特点决定了其需求的多样性。普惠的本质还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金融需求。用心去观察，普惠客户生产生活关联着众多场景，包括商业场景、金融场景、生活场景，不同种类的场景涵盖各式差异化具体场景，有的还因地域、行业、年龄、性别等等而有所区别。深化服务种类，优化服务方式，正是新金融服务升级的方向。在信贷服务基础上增强综合服务，对于企业，要围绕企业生命周期及需求特征，加强客户分层分类管理，并对接客户差异化服务需求，为企业提供融资、财富管理、企业开办、业务撮合等服务；对于个人，加深数智化程度，提升数据整合与运用能力，将金融服务嵌入生态场景，在综合化智能化金融服务上下力气。不囿于信贷，不限于金融，加快场景融合、平台开放和生态打造，持续深化普惠金融的内涵和外延，让新金融爆发大能量。
例如，中国银行升级推出“I·SMART——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着力从场景产品更丰富、特色服务更多元、客户体验更便捷、风险防控更智能、科技运营更高效五大维度提升服务质效，构建更加完善、更具特色的数字普惠服务生态和服务渠道。
增强“惠”的温度
“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普惠性是根植于新金融之中的，其要义是普金融之利惠千家万户，而不是取天下之利而肥己身。新金融是有温度的普惠金融，希望以金融之力实实在在帮助到普罗大众。普惠金融涉及小微、双创、扶贫、“三农”等领域，涵盖范围广，关系国民经济质量和效益，关系就业和民生改善，是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领域。金融服务普惠群体，若只落脚于冷冰冰的收入、利润、EVA（EconomicValueAdded，经济附加值）等指标，则失却了对党和国家负责的政治站位、助力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服务大众的人民情怀。有温度的金融，绝不是因“稀缺”而抬高价格、因“麻烦”而牺牲效率。金融从业者要重视作为重要市场主体贡献良多的无数小微企业，尊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广大农民朋友，关爱时运不济的弱势群体，支持为未来而奋斗的创新企业，尽自己所能传递温暖，为他们带去低成本、高效率、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延伸共享服务资源，让金融的暖意触达社会的每个角落，在奔向复兴的路上共创美好。
科技性
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金融行业的重大变革。金融行业历来是先进技术应用的先行者，金融发展史也是一部与新技术不断融合的历史。科技在重塑金融服务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金融在服务科技创新中具有支撑作用。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普及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现代银行体系的诞生；19世纪中后叶，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新技术、新产业需要密集资本的大规模投入，从而推动了投资银行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电子计算机迅速发展，信息技术时代为PE/VC风投体系的诞生提供助力；进入21世纪，在第四次技术革命中，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了消费数字金融、产业数字金融的产生。科技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对风控、营销、运营等多个金融业务场景都十分关键。
过去的金融行业受制于服务能力有限，覆盖不全、延伸不够，长期被认为是“高门槛”的，此乃“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一方面，当交易涉及复杂的会计信息、高难度的数学算法时，大部分投资者和消费者只能求助于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受制于线下网点数量、服务时长、人力成本等因素，面对不断增长的客户群体，以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发展需求，也不免左支右绌。究其根本，资金如何从盈余方更高效便捷地转向需求方始终是金融服务追求的目标。在信息时代，金融业为适应市场环境，以更广阔的胸怀拥抱科技。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快速演变，技术已成为重要竞争力。金融与技术的融合，不断打破传统金融边界，重塑着金融业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形态。以科技赋能金融，驱动流程再造、组织变革和战略转型，推进金融服务智能化、普惠化、无界化。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有所提升，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和准入壁垒。金融服务在提升服务效率、压缩成本、改善用户体验等方面获得了极大加强，为社会财富的合理配置创造条件，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国家战略和重点领域重点环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添砖加瓦，展现出金融与科技更强大的生命力。
现阶段，各金融机构对于科技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例，2021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金融科技投入分别达到259.87亿元、205.32亿元、186.18亿元、235.76亿元①，均创历史新高。但同时，接受新技术和新应用，并将它们融入现有金融体系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科技既为金融行业注入新动能，也面临来自法律、操作、数据安全和技术自身等领域的潜在风险，存在其是否会“助纣为虐”、加剧“信息不对称”、催生金融危机等诸多质疑。更好发挥新金融的科技属性，需要金融机构进一步在夯实技术基础、优化激励约束机制、建设科技人才队伍、注重风险防范等方面深入探索，努力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探索行业级平台建设、提早考虑数字伦理问题；同时，在监管层面也要持续发力，扎牢风险篱笆。
共享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由诞生初期单纯的“借贷”功能发展到目前拥有完备的各类金融工具，其延续的一条主线即是共享范围的不断扩大、共享价值的不断提升。新金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承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助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成果共享：金融产品面向社会大众
“在万物互联时代，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和规模效应明显，已经步入共享经济时代。共享经济催生出新的共享金融模式，传统金融发展中积累的丰富金融资源只有在开放共享中，才能获得新的边际效用和价值发现。与以往以大客户、高资本群体为服务主体的“旧”金融不同，新金融面向的是“长尾客户”，服务的是普罗大众，倡导的是以开放平台和生态赋能社会，以专业能力引导金融资源跨界流动，以优质产品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
通过优化金融服务延伸触角的例子很多。例如，除前文提到的建行“建行生活”App外，中国工商银行面向新市民推出“1+3+X”专属金融服务体系，重点围绕安居、创业、医疗三大核心场景，同步推进养老、就业、教育和金融素养提升等X项延伸场景，为新市民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作为保险业的代表之一，平安人寿则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服务“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出发，依托平安集团医疗健康生态圈，深化“保险+服务”模式，面向社会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打造以“高端康养、居家养老、健康管理”三大服务为经线、以“御享、盛世、智盈、如意”四大产品为纬线的“三经四纬”产品格局，不断丰富供给、优化服务，更好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和养老的需求。
要素共享：金融要素打破行业壁垒
金融机构、产品、市场、制度、文化、人员等要素，共同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金融”范畴。然而，伴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进步，现代金融在有效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传统要素与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出现脱离。金融不仅直接影响着经济建设的进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社会发展的状况，新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面向新兴产业。
2020年12月8日，在首届上海金融科技创新博览会上，国泰君安首次对外发布了“开放证券”的理念，提倡跨行业业务场景融合、数据价值共享、技术能力互补，通过“做大蛋糕”实现“增量市场”。这是证券业提出的首个平台化、生态化发展理念。自提出“开放证券”理念以来，国泰君安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实践，包括打造“国泰君安开放金融云”，与金融同业探索打造生态化的“财富管理平台”，与浦发银行等11家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开放金融联盟等，金融服务覆盖面大大提升。
除了金融产品的共享之外，近些年金融网点资源的开放也越来越被人们熟知。自2018年7月建行开放下辖所有网点资源打造“劳动者港湾”后，在全国总工会及中国金融工会的联合倡议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秉承普惠公益的理念，投身户外劳动者站点建设。比如，工商银行开放下辖网点资源，打造“工行驿站”，提供歇脚、喝水、充电、上网等服务；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等依托部分网点建设“爱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御寒、用餐、充电、如厕、喝水的场所。除金融行业外，全国总工会广泛发动邮电、石油、商超等行业参与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在全社会掀起打造“共享网点”、服务社会大众的热潮。
机会共享：金融服务促进机会平等
如果说成果共享的重点在于人们参与社会活动之后可以公平地获得相应的待遇和分配，那么机会共享强调的是社会成员获得的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平等。因此，与当前的发展成果相比，未来发展成果和发展机会更能给人带来希望和信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所以金融机构要承担起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使社会大众通过金融工具满足当前短期资金需要或投资未来事业的需求。
“国之大者，为国为民。”金融有为企业募资、为个人理财的职能，扮演着社会资产管理者的角色。通过金融实现人民共享未来发展成果及发展机会，要让金融回归服务大众的本源，将金融创新的目标聚焦到为大众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上来。新金融之于银行业，就是要使银行业回归实体产业融资工具的基本职能，面向社会大众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提供融资、投资、资产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为大众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新金融之于保险业，就是要使保险业回归保障主业，在化解、分担风险的同时，提高大众共享未来发展成果的质量。新金融之于证券业，就是要使证券业回归融资本质，提高融资质量与规模，遏制过度投机，决不搞“脱实向虚”，更不能“自娱自乐”，要紧密结合国家战略，支持新兴产业、战略行业、民生企业发展。新金融之于新兴互联网金融工具，就是要进一步拓宽渠道，以便民、惠民为宗旨，为大众提供更优质、更便利的服务。
绿色性
“绿色”是新金融的生态底色，新金融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发挥金融的牌照、品牌、渠道、资金优势，让绿色金融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力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国际共同主张。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依靠能源驱动的工业机器带来了生产规模、生产效率、生产质量的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较大的负外部效应，即严重的环境问题。在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下，生产者和管理者近乎一味强调发展生产，忽视巨量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问题，导致社会生产进步付出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沉重代价。熏天的废气、干涸的河流、融化的冰川让人们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势在必行、刻不容缓。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倡导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一理念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绿色金融正是环境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背景下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决不采取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总体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我国同样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这不仅难以支撑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后世子孙的生存环境造成威胁。“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大自然无私给予我们生存繁衍的各类资源，如果我们只顾予取予求，对自然万物缺乏尊重与呵护，那么环境问题必会殃及我们自身。为了让下一代也能在山清水秀和鸟语花香中领略河山壮丽、风光旖旎，为了共同守护华夏大地这片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净土，我们决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所以，我国发展绿色经济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必由之路，这也为绿色金融提供了土壤。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们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的是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这与传统文化中“仁，爱人以及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等思想有共通之处，彰显的就是尊重规律、敬畏自然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发展绿色金融的基本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反映了世界各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共识。环境治理是全球各国的共同责任，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应对挑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绿色金融既是全人类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携手合作，也是大国博弈的新场域，发展绿色金融要吸取国际先进经验，结合国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
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现代经济最活跃的要素，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和现代金融的快速发展，二者的结合更趋紧密。可持续发展需要金融的活力与支撑，金融的长久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对摆在面前的环境问题，发展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绿色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以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目的而进行金融活动的绿色金融成为助力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产生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排放交易权市场、ESG投资以及绿色产业基金等业务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引导绿色产业资本形成资金导向由“两高（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向“两低”产业倾斜，整合产业和区域的要素和资源禀赋，实现跨国别、跨行业、跨区域的绿色产业资源供给优化配置。第二，绿色金融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发挥金融杠杆作用，让金融资源在传统产业和绿色产业间“用脚投票”，对经济和产业转型起到引导和控制的作用，通过调整信贷门槛、准入管理和等级划分等措施，抑制高污染产业发展、倒逼产业转型。第三，绿色金融探索了金融推动社会进步的新路径。绿色金融的推进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保障，从而进一步加深企业、公民和金融机构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为全球环境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手段。
金融机构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发展绿色金融起步较早，在绿色金融政策制度、市场主体以及绿色金融工具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我们倡导的新金融，要构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金融之力保护大江大河、滋养森林草原，助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在国家层面，政府要破除阻碍绿色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出台绿色金融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加快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立法机构要构建绿色金融实施、经营管理和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在金融机构层面，要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绿色金融工具支持节能减排、低碳循环、环境治理，结合市场主体需求大力创新诸如低碳转型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逐步发展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支持经济转型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扩展绿色金融的生态版图，丰富绿色金融的生态内涵，筑牢绿色金融的风险底线，努力书写亮丽的“绿色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