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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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翔 张雅俊

摘 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需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发挥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在现实应用中,如果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关注度较低,容易低估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进而低估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为充分释放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聚焦制造强国建设、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搭建多元开放式创新平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量质齐升,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技术;技术创新;内生动力;经济增长 

迄今为止,人类一共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18世纪的第一次科技革命让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末开始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让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让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全球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机遇,凭借劳动力、土地等比较优势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然而,当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此前的粗放扩张模式的局限性开始显现,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中低端地位无法通过粗放的扩张模式得到改变,还会导致能源过度消耗和系列环境问题,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消退、综合成本上涨、土地等要素供给紧张、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导致实体经济出现产能过剩、企业库存增加、经济效益下降、亏损面扩大等。如果不能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和充分发挥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我国经济发展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本文旨在探讨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与内生作用,以及如何充分释放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依靠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在新技术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创造性破坏”一词常被提及。这一概念最早由熊彼特提出,随后衍生出的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将内生的研发和创新视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该理论提出以来,一直有学者不断对此进行丰富和完善,“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其中以Aghion和 Howitt为代表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框架下纳入了垂直质量改进过程,提出了垂直创新模型,将创新视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具体是指企业通过研发提高产品质量,且高质量产品最终将替代低质量产品,进而推动技术进步的过程。在垂直创新的框架下,不断有企业通过创新来获取垄断利润,因而市场也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Akcigit 和Kerr从企业层面出发将创新进行分类,建立了一个包含内部创新和外部创新的模型,将内部创新定义为改善企业现有的产品链(可理解为垂直创新过程),将外部创新定义为扩大产品种类以抢占市场,据此探究企业规模分布与创新类型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有关研究发现,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内部创新的速度快于外部创新。Aghion、Akcigit和Howitt研究讨论了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创造性毁灭”是驱动经济增长、更具普适性的根本动力。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作用。

同样地,创新作为中间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体现在与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有关的影响机制中。Iwaisako 和 Futagami等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强可以降低创新成果被模仿的概率,通过增加创新回报使得企业创新的动力增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Horri 和Iwaisako则在一个垂直创新框架中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另一方面,利用熊彼特增长框架也能更好地拟合现实中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Howitt通过一个涉及多国的熊彼特增长模型解释了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的差异,认为造成差距的原因不仅在于资本存量间的差距,更在于技术间的差距。Kosempel通过拟合研究得出人力资本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经济发展中4个特征问题的结论;Papageorgiou & PerezSebastian在熊彼特增长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分析,很好地解释了韩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事实。以上研究均从不同角度证明熊彼特新增长理论模型的延展性以及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来源这一重要事实。

二、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容易被低估

在现实应用中,新技术带来的创新增长往往容易被低估,这是因为统计机构在计算时容易忽视创新。创新可分为水平创新和垂直创新,在水平创新框架下,新产品作为新进入者进入市场的条件是价格相对下降,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提供质量更高但价格不变的产品;二是提供价格较低的相同产品。统计机构在计算经济增长率时往往只会将这种水平创新情况考虑在内,而忽略经由“创造性毁灭”产生的产品,即将垂直创新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这种情况排除在外。正是由于缺失对这一部分因素的考量,因此计算得出的通胀率就会高于真实值,这也就导致计算得出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真实值。简言之,人们对于创新带来的负通胀效应的低估直接导致对经济增长的低估。具体而言,传统服务业在新技术的介入下快速形成“人机协同”,服务质量也随之提升。Aghion等人认为,如果产品价格没有得到相应增长,意味着产品价格被变相压低。倘若我们仍保持对新技术的低敏感度和低关注度,就会导致习惯性地低估新技术带来的负通胀效应,进而低估了实际的经济增长率。

然而,此前的研究则更多聚焦于制造业。由于制造业的创新和服务业的创新在体系和动力上存在差异,我们常常低估新技术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实际上,服务业的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Agion等在估计美国1983年至2013年非农业企业人口普查数据中失去的增长的研究中认为,每年遗漏的增长约为0.5%,并且得出了出乎意料的结论——服务业对失去的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制造业,占比达62%,而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带来的质量提升仅为服务业的1/10。总而言之,从创新带来的隐性增长角度看,服务业受到新技术的影响似乎更为明显,对新技术的吸聚力强于制造业。

三、充分发挥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

进入新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成为经济发展的主线。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就必须紧紧依靠创新驱动,以技术创新改造传统产业,充分发挥新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内在驱动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产业链向纵深领域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强协同创新

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发展的驱动力,关键在于打破认识技术与创新的线性思维。长期以来,重视创新即重视技术投入的传统观点盛行,却忽略了创新驱动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变革,使得新技术难以在根本上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形成长久动力。即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取决于其驱动机制的设计、运行、保障和控制。为此,需重视相关制度框架的深层次改革,平衡以往适用于技术追赶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强调自下而上的创新,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以价值创造、市场标准来寻找下一代创新方向与核心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是培养开放式创新思维模式,增强服务意识。应以打破制度性障碍为主,降低创新要素集聚成本,树立开放式创新理念,着力促进技术创新,推动重大技术创新落地。二是政府要适当发挥引导调控作用,合理削减行政审批,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建立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府职能体系。三是规范政府行为,清除各种不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框架,严格监管政策执行过程。此外,还要聚焦产业创新软环境建设。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性依托,软环境建设将着力提升区域内核心产业的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分工合理、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从而培育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本土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以此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二)搭建多元开放式创新平台,促进科教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优势

当前,我国产学研融合仍然面临深入发展的瓶颈,一些制度性障碍仍阻碍着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关键在于技术研究与产业需求“脱钩”。因此,必须继续深化技术创新体制改革,搭建多元开放式创新驱动平台,明确协同创新中各主体的角色与责任,更快释放技术创新活力。一是合理发挥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二是构建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深化产学研合作层次。这就要求相关研究应与产业需求挂钩,深入挖掘产业需求,与潜在需求相结合,为新一代产业关键技术发展提供有效的知识支撑;调整相关技术研究绩效考核体系,重视技术创新为产业服务的观念。同时,根据区域内不同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推动各主体协同创新,形成与本地产业特点相适应的创新孵化器,将最新创新成果转化成具有产业前景的技术成果。首先,应大力推动先进技术研究成果的公开推广,多渠道、大范围推广技术成果,确保技术信息广泛传播;其次,从制度上明确技术成果转化的权利责任及配套实施细则,调动技术人员主动转化研究成果的积极性,同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与保护,特别是技术类的无形资产;最后,加快形成专业化的技术成果转移服务体系,促进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围绕相关产业战略布局和区域发展规划,引导区域内产业通过交叉合作的形式,集聚优势创新力量,集中进行由技术研发到产业融合发展的“端对端”创新,新技术加速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三)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构建有机关联的创新空间结构体系

从区域边界视角来看,不同地理空间上的创新主体具有区域依赖性且创新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创新行为在地理空间层面扩散和集聚,即创新驱动对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创新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包括新技术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效应,这就使得新技术与产业发展结合会因地区条件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因此,通过建设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以创新要素集聚促进新兴产业聚集成为必然要求。一是强化区域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搭建并强化区域创新驱动载体与平台,吸引多方主体协同创新,加快技术创新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从完善产业创新园区出发,打造技术创新园区、创新人才园区和创新产业园区,构建从技术诞生到市场落地转化的全链条。加速建设适应当地发展特征的产业技术转移创新服务体系,推动区域主导产业、创新要素向核心园区集聚,打造功能互补、特色突出的产业聚集区。引导园区内企业开展创新合作与产业共建,最大程度发挥各类优势创新资源作用,加速新技术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二是注重区域创新驱动策略差异化,使得技术创新优势得以在不同梯度区域内发挥相应作用。发挥以强带弱的技术空间溢出效应,有力促进落后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扩大经济增长空间。首先,东部地区应高效利用现有创新资源,结合自身的产业、政策优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层次,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其次,中部地区要专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并完善与之相关的政策、服务体系,借力产业转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再次,西部地区应注重创新要素积累,紧抓政策机遇,借助中东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的外溢效应,以创新驱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四)聚焦制造强国建设,以融合发展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品质化转型

制造业与服务业作为我国两大支柱性产业,推动两者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目前,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正处于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制造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一是着眼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促进制造业信息化转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借助技术迭代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紧抓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大力发展高端先进制造业。三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前沿战略性先进制造业领域中加大布局,坚持面向未来进行制造业技术创新,率先厚植未来发展新优势。与此同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服务业数字化。首先,应抓住新一轮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变革机遇,以未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渗透加速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两业协同共进。其次,在把握当前新技术向新服务转化的大趋势下,进一步挖掘数据生产要素效能,以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数字技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一方面,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创新应用,让新技术重塑服务业全域扩展链,推动服务与技术深度融合、迭代创新;另一方面,基于技术改造,从服务主体、模式创新和服务体验等方面主动适应创新发展,提升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带动服务业在新业态、新领域拓展。最后,应从构建高质量服务标准体系出发,为服务业发展注入“软核心”。注重营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通过构建高质量的服务标准体系提高服务供给水平,坚持服务质量至上,进一步夯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五)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新技术优势

应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科技自立自强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中,并将其作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内容。一是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强调“领跑”思维的重要性。一方面,树立“领跑”思维,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应强化“领跑”思维,即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塑造地区竞争力的重要领域。坚持战略导向,在重要、新兴、前沿的产业领域中加大布局力度,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抢抓先机,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二是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内需场景优势。着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以市场规模优势为依托,带动技术突破和应用迭代,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着力增强企业实力和活力。以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做大做强一批产业关联度高、创新能力强的骨干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发展。重点培育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构建并完善大中小微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四是构建新兴产业集聚区。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技术、市场等多重考验。产业集聚区可以汇集政府和大学、科研机构等科研主体,以及供应商、生产商、代理商等相关企业,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的创新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自主创新的不确定性,可以使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展成区域创新能力的竞争优势,从而对自主创新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一方面,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能带动相关产业的整体创新,使集群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产业集聚区内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科学素养结构水平相近,使企业在开展创新过程中容易形成合作联盟,通过合作实现共同进步。不仅如此,产业集聚区内企业开展研发合作会促进技术扩散,使创新性知识的传播、引进、消化和吸收更加迅速,推动二次创新。五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量质齐升,应处理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尽快建立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畅通政企双向沟通渠道,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立良好的企业发展生态体系。

参考文献:

[1]Aghion P,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J].Econometrica,1992, 60(2):323-351.

[2] Akcigit U, Kerr W R.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3]Aghion P , Akcigit U, Howitt P.What Do We Learn From 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J].Scholarly Articles,2013.

[4]ZENG J.Physical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R&D and Economic Growth[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7,63 (4):1023-1038.

[5]Howitt P.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1998.

[6]Galor O. Twin engines of growth: Skills and technology as equal partners in balanced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2):87-115.

[7]Yan C, Gong L. Growth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novation, Peking University,2007.

[8]Sener, F. R&D Policies, Endogenous Growth and Scale Effects[J]. Journal o 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08,32(12):3895- 3916.

[9]Minniti,A, Parello, C. P. & Segerstrom, P. S. A 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with Random Quality Improvements[J].Economic Theory,2013,52(2):755-791.

[10]Iwasako T, Fugatami K. Patent Polic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J].Journal of Economics,2003,78(3):239-258.

[11]Horri H, Iwaisako T. Economic Growth with Imperfect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J]. Journal o f Economics,2007,90(1):45-85.

[12]Howitt P. Endogenous Growth and Cross-Country Income Differen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4): 829-846.

[13]Kosempel S.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and Long Run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14]Papageorgiou C. Perez-Sebastian F. Is the Asymptotic Speed of Convergence a Good Proxy for the Transitional Growth Path?[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7, 39(1):1-24.

[15] Aghion P, Akcigit U, Hyytinen A,et al.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16]Lewis F.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and Pareto Gains from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17]Bils M,Klenow P J. Quantifying Quality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 91(4):1006-1030.

[18]Bils M, Klenow P J, Malin B A. Reset Price Inflation and the Impact of Monetary Shocks,NBER Working Paper 14787,2009.

[19]Weinstein B. Product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Evidence and Price Implica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3):691-723.

[20]Sundbo J, Gallouj F. Innovation in services in seve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results of work packages 3-4 of the SI4S project[J]. Working Papers, 1998.

[21]Aghion P, Bergeaud A,Boppart T,et al. Missing growth from creative destruc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9,109(8): 2795-2822.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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