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源 屠晓杰 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正是引领这一轮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引擎，其通过技术和业务创新，孕育出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同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经济增长开辟了新赛道，注入了新动力，培育了新优势。放眼全球，2021年平台企业已经占据了全球企业市值前10名的7席；纵观国内，一批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已跻身全球前列。但要冷静地看到，与国际互联网巨头相比，我国互联网企业还有较大差距、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下一步，要立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这一总要求，着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企业创新发展能力，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以更加适宜的制度环境为互联网平台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充足激励。
一、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跻身全球数字企业前列
历经20多年的发展，我国互联网已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互联网“第二极”。到2022年年底，全球互联网领域市值30强中，我国稳定有7-10家企业，数量远高于除美国外的其余国家，成为引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电子商务领域，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快速成长为全球大型电商平台企业
电子商务通过为店家和消费者提供在线交易平台，开启了线上交易，激发了网络销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到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1%，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5%，超过2016年的2倍。网民数量的快速扩张、庞大的国内市场为电商企业崛起提供了丰厚土壤。以阿里巴巴为例，2021年度中国市场活跃用户数9.79亿人，平台的商品交易总额（GMV）为8.32万亿元，是美国亚马逊电商平台的2倍多，近5年平均增长率为22.6%，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平台型电商。此外，还有京东、拼多多、唯品会等自营电商或垂直电商竞相成长，构成了富有竞争活力的中国电商企业集群。
（二）社交网络领域，腾讯、抖音、新浪微博等企业站稳全球社交平台领域前列
社交网络平台企业通过提供在线信息交流与分享服务，带动线下传统社交方式加快迁徙到线上社交平台，这类服务具有吸引眼球强、网络效应大、用户数量多等特点，其盈利主要来自在线广告、网络游戏等增值类服务。以腾讯为例，到2021年腾讯微信/WeChat的全球用户数达12.51亿人，用户规模不足美国脸谱的一半，近5年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32.0%，净利润率保持在15%-35%，牢牢占据全球第二大社交网络应用服务商位置。此外，成立于2009年的新浪微博，基于用户社交关系实现信息的即时分享、传播互动，活跃用户数已达5.66亿人，成为全球社交媒体领军者之一。抖音集团提供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等社交类业务，活跃用户数超过7亿人。
（三）搜索引擎领域，百度、搜狗、360搜索等企业基本主导全球中文搜索市场
搜索引擎是访问互联网和检索信息的基础性工具，高度依赖于网页排序算法、语义分析、信息智能匹配等技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搜索用户已达8.3亿人。随着微信全资收购搜狗，头条搜索整合抖音多款新闻、视频产品，全面布局搜索广告市场以来，国内搜索市场竞争开始趋于激烈。以百度为例，凭借对中文语系的深刻理解，近5年营收复合增长率13.9%，净资产收益率一度超过美国谷歌，在中文搜索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四）线上线下融合等新兴领域，我国企业在用户规模、交易规模上领先全球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和业务创新打开了巨大空间。我国企业与国际社会同时起步，重点从应用侧快速切入，拓展出大量与网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应用场景。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网络支付方面，2021年用户规模达9.04亿人，移动支付规模达527万亿元，百倍于美国的规模，支付宝、微信支付全面领先。在餐饮外卖方面，全国用户达5.44亿人，美团、饿了么等企业位居前列。在网约车出行方面，滴滴一天出行订单量约2000万单，多于美国优步（Uber）与Lyft的订单之和。在新型社交方面，抖音旗下TikTok已成为全球下载量最大的移动App，2021年下载次数达6.56亿次，位列第二、第三位的则是脸谱旗下的Instagram和脸谱。在跨境电商方面，希音（Shein）2021年App下载量超过1.77亿次，全球用户超过4370万人，并于2022年第二季度在美国移动平台的下载安装量超过亚马逊，跃居第一位。这些新兴业务为我国互联网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反映出我国消费互联网的巨大成长空间。
二、推动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迈入全球前列的四方面综合因素
我国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得以跻身全球前列，除得益于全球数字技术变革红利以及我国大国优势、大市场红利等客观因素外，还离不开我国企业创新和生态构建等努力，同时更与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优化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有密切关系。
（一）得益于我国拥有庞大且独特的国内市场
首先是网民规模优势。2008年我国网民数超过美国，到2017年年底已超过欧洲人口总和。到2021年，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人，其中10-49岁用户占整体网民比重达68.9%。其次是信息消费优势。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4亿部上下，近两年虽有所下降，但也大体保持在3亿部水平。以移动互联网月户均流量为例，2021年达到13.36吉字节（GB），是2014年的64倍多。再次是经济增长较快的优势。2021年年底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1万元，5年复合增长率达8.1%。最后是拥有独特的文化语言环境和成体系的产业环境，且用户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更高。这些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发展空间。
（二）得益于本土化创新与应用场景倒逼技术升级
一方面，国内企业紧密迎合本土用户需求，将互联网技术与社交、金融、本地生活等相关服务整合，形成了类似在线社交、移动支付、餐饮外卖、网约打车等诸多超级App，这些模式创新与海外企业基本同步。原创的短视频业务如抖音、快手等平台，国内国际两条线加快推进。另一方面，海量交易的应用场景倒逼技术不断升级。例如，每年的“双十一”购物活动，带来瞬时访问流量，通过极限施压倒逼国内云计算、在线支付、数据库系统等技术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此外，我国企业善于打造生态体系，尤其是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横向拓展多元化业务，实现多业务板块联动。
（三）得益于覆盖全国、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
我国高度重视网络基础设施部署，2009年、2014年、2019年分别发放了3G、4G、5G牌照，大力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统计数据显示，2009—2021年，我国固定宽带用户数从1.03亿户增加到4.98亿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从以3G用户刚刚起步增长到以4G和5G为主的14.2亿户；全国所有行政村实现“村村通宽带”。在网络性能上，2009—2021年，固定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从不足1兆比特每秒（Mbps）提升到62.55兆比特每秒，网速居全球第三位；4G和5G网络综合平均下载速率也由1兆比特每秒左右提升到59.34兆比特每秒。在上网资费上，2021年我国家庭固定宽带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GNI）的比重仅为0.5%，是全球第三便宜的国家；手机上网流量平均每吉字节为2.61元，相比2014年下降超过90%。
（四）得益于国家战略上高度重视和持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陆续出台了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国家信息化规划、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重大规划，以及宽带中国、云计算、“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政策文件，支持企业加强技术攻关、创新发展。同时，提出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针对新业务发展初期业态不固定，划出监管红线，留出一段观察期；针对市场竞争、资本并购、劳动权益、个人信息保护等新情况，及时加强建章立制、健全监管体制、提升监管能力，开展综合治理，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三、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面临四大短板弱项
综合来看，多年来支撑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高速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改变，前期靠用户规模扩张、模式创新和应用驱动的发展模式已逐步逼近天花板。与国际互联网巨头相比，我国企业在国际化拓展、新业务布局、科技研发投入等方面短板尤其突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也有进一步优化完善的空间。
（一）海外业务占比普遍较低，国际化经营能力亟待全面提升
海外业务占比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国际化能力的强弱。回头来看，阿里巴巴通过投资并购当地电商、支付平台取得了部分成功；百度探索日语、葡萄牙语等搜索引擎，但局面尚未打开；腾讯正在探索数字内容、云计算和移动支付“走出去”。数据显示，2013―2021年，我国3家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均低于10%，而美国同行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稳定在30%以上，谷歌和脸谱更是超过50%。究其原因：一是互联网业务应用大都具有“马太效应”，“赢者通吃”，我国企业海外布局较晚，后发劣势相对突出，短期内在传统的互联网业务方面，很难改变海外市场格局；二是部分国家或地区政策不透明，甚至对我国企业有隐性壁垒或偏见，如抖音这两年在美国、印度等国家多次遭到调查；三是我国网络基础设施集中布局在国内，国际网络节点不多，且国际互联网出口带宽相对偏小。
（二）新兴业务占比总体有限，企业体系化创新能力不足
互联网行业更迭极快，新业务的快速布局对于企业保持发展活力、持续增长能力、市场竞争力都至关重要。以云计算为例，阿里巴巴推出云服务比亚马逊晚了3年，2021年收入占比仅为5.3%，全球公有云市场份额仅为亚马逊的1/4。以操作系统为例，谷歌2007年即组建开放手机联盟共同研发安卓系统，一举主导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当前来看，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信息流广告、人工智能、虚拟/增强现实、量子计算等新业务上也都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一是过去比较重视上层应用发展，同时国内市场空间大，企业发展新业务的紧迫感不够强；二是前些年以跟随模仿创新为主，对新业务的培育还需要时间；三是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均在各自垂直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新成长起来的企业对大型平台企业施加的外部压力还相对有限。
（三）研发投入相差悬殊，技术创新追赶任重道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这对于互联网行业来讲尤其如此，但新技术的突破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否则只能处于跟随发展的被动状态。虽然我国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上逐步靠近美国同行，但从2021年研发投入的绝对值来看，腾讯仅为脸谱的1/3左右，阿里巴巴是亚马逊的1/6左右，百度则是谷歌研发投入的1/8左右。研发投入直接影响企业长远发展潜力，如谷歌研发安卓操作系统，主宰了移动互联网基础平台，研发的人工智能算法框架（Tensorflow）被全球开发者广泛应用，2019年在量子计算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这些年来，我国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相对偏低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企业营收规模仍存在很大差距，难以实现百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二是国内企业观念上还是偏重应用研发，对战略性、基础性、前沿性、突破性等领域关注还不够；三是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有改进的空间。
（四）监管能力相对不足，制度重塑步伐有待加快
松紧适度、高效敏捷的监管体制，对于保障互联网新业务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近些年来，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走在全球前列的同时，也出现了搜索引擎误导、互联网金融平台爆雷、电子商务“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新情况新问题。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包括采取专项整治行动，虽然很快取得了成效，但监管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也较为突出。特别是，很多新业务与生俱来就具有不同于传统业务的新特性，不宜简单地把线下规则向线上延伸，如对于人工智能设备、自动驾驶汽车等，就要补充新规则，让制度保障产业健康发展，在这方面我国仍有较大努力空间。
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具体措施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互联网平台企业，是主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必然要求，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力量。我国平台企业应继续用好国内发展机遇和优势，进一步深化与实体经济融合，尽快补齐在技术创新、国际化等方面的短板弱项，政府要完善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政策体系。
（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
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体量上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下一步要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兼顾规模增长的同时，着力提高发展质量，特别是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争做一流领军平台企业。一要顺应新一代数字技术变革大势，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5G、量子技术、元宇宙等重要新兴领域，强化前瞻布局，力争主导技术发展方向，向技术变革要红利。二要深化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程度，面向传统产业需求，为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方面我国还有较大差距，未来大有可为。三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用好国内应用场景丰富、交易巨量的先天优势，锤炼技术能力，引导企业从模式创新转向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对企业发展的贡献度。
（二）不断提升海外网络能力和合规运营能力，积极稳妥推进国际化发展
我国企业海外拓展既要提升自身能力，也要统筹解决外部壁垒，下一步要多管齐下，积极稳妥推进国际化运营。一要拓展网络基础设施全球辐射范围，优先覆盖我国海外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如“一带一路”沿线，提升网络接入点（POP）、数据中心、云计算节点等设施的全球覆盖率和通达能力。二要完善企业“走出去”多层次服务体系，特别是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企业的国际化运营难度较大，要着力加强风险评估、提升合规运营能力，将国内成熟、风险可控的商业模式如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网络游戏、视频社交等稳步推向海外，构建全球数字生态。三要抱团“走出去”，推动建立互联网企业出海联盟，鼓励移动互联网应用预装到国产智能终端上，捆绑“走出去”，用好苹果、安卓应用平台实现App的全球分发等。
（三）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并进的技术创新体系
创新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关键所在。企业不去考虑如何突破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就会在日后的标准制定、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受制于人，也将失去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盛行的当下，企业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排查产业链供应链上制约企业发展、关乎生死存亡的各种潜在的“卡脖子”环节领域，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整合科研院所等创新力量，建立联盟或联合体，集中资源攻克亟须突破的核心技术。同时，还要坚持需求导向，面向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着力推进核心技术成果产业化，在应用的过程中滚动迭代，实现技术的不断升级。
（四）深化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打造适应互联网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
要引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监管制度改革必须加快跟上。当前，各类融合性新业态层出不穷，促进企业创新发展与保障安全之间的冲突凸显，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关键在于：一要强化目标统筹，综合考虑促进创新发展、培育新动能新优势、保障网络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等多重目标，力戒偏废其一。二要加快制度重塑，针对各类新业态的技术经济特点，如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应用，量身定制与之相适应的监管规则、标准或指南，力戒“削足适履”。三要注重过程监管，事前要依据潜在风险制定分级分类监管预案，以发展的眼光看新问题，多用“点刹”，慎用“急刹”，力戒全盘“一刀切”。四要加强政策评估和迭代优化，建立面向新业态的监管政策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定期组织开展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最终构建起支撑企业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作者马源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屠晓杰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本文节选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22——《数字平台的发展与治理》，中国发展出版社2023年7月第1版，发表时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