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洁
摘 要：随着国家和地方促进成果转化政策的落地实施，医学创新成果转化的政、产、学、研、资、医等要素正在形成合力。但是医院参与临床研究的机制、医疗数据等相关要素的应用、医生/研究机构与企业间的合作路径、资金投入的渠道和方式依然存在制度困境。医学创新转化还存在原始创新有效供给不足、临床与产业缺少对话途径、转化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相对单一等关键问题。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文章从优化临床研究的管理流程和运作机制、探索医疗数据的整合与应用两个层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医学创新成果转化；临床试验；产医融合
一、国内医学创新成果转化的发展现状
（一）理论研究背景
当前，理论界多是立足于转化医学视角的创新研究。转化医学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是从药物开发的角度实现“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的过程。 从个体角度来看，转化医学创新主体包括患者、学术界研发人员、产业界研发人员、商业化团队、投资资本、管理机构；从机构角度来看，则涵盖了高校、研究院所、医院等多个创新主体，各类创新主体在协作中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有学者总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如美国形成了由各地的临床和转化医学中心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网络，每个中心都由联邦政府和其他政府机构、卫生保健机构和社区机构、产业界三部分组成。从美国、德国等国的经验看，无论是政府牵头组建的转化中介机构，还是医院内设的专业对接部门，市场在研发初期的提前介入和对接，对医学创新成果的转化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内医学创新转化主要包括医院+院内创新转化平台、医院+产业园区、高校及其附属医院+产业园区等几种方式。有学者针对医院转化医学实验平台建设尚无统一模式、多学科交叉力度不大、资源分配不均等现状，从战略定位、硬件建设、软件建设、人才队伍四个维度探讨转化医学平台的建设布局。有学者专门针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建设，提出申报资质要求尚待统一、绩效评估和资助形式尚待改进等问题。还有学者对医学创新转化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涉及转化医学机构建设、创新主体及主体协作、经费资助、人才培养及评价等多个维度，具体包括高校、医院忽视科技成果的转化、科研人员能力不足、科研项目忽视市场需求、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不足、政策及法律尚不完善、科研成果转化信息不对称、缺少供需双方沟通平台等。
（二）实践领域探索
当前，国家和地方层面均推出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政策，倡导高水平医学创新转化范式。随着政策的深入推进和落地执行，以及医疗机构的积极响应，医学创新成果转化的政、产、学、研、资、医等要素正在形成合力。
从医学科技进步和创新成果转化的结果看，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是衡量价值的重要标尺，自2014年起每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对外发布，从科技产出、学术影响和科技条件三个维度对1634家医院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科技产出维度包括期刊论文及引用，专利、国家及行业标准和指南等；学术影响维度包括科技奖励、学术任职等；科技条件维度包括科研项目和科研平台等。根据近三年的综合排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始终位列前三。另一个医院创新转化的排名由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等推出，2022年数据显示，专利转化成效显著，总量达到1544件，较2021年上升54%，授权总量和许可总量分别上升48%和84%，说明医院专利质量有所提升。榜单中位列前五名的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无论是医院科技量值还是医院创新转化的排名，华西医院、中山医院都位列前三。它们代表了两类不同的医学创新转化范式，前者是市场机制发挥了显著作用，后者得益于政府引导下的产医融合实践。
1.市场机制主导：作价入股的华西模式
华西医院在2022年医院科技量值评估中的分数远超第二名，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拥有851件专利授权量、451件发明专利授权量和9项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量。医院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给科技人员放权让利的举措成为医学科技创新和转化的“华西模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九条激励政策（试行）》《横向课题科技合同管理办法》《专利管理办法》《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管理办法》《成果转化奖实施办法》等一系列优质的激励政策有效激发了创新活力。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医院资产管理公司、项目团队和合作企业共同成立新公司，获得医院转让的科技成果所有权，再进行新公司股权变更，按照协议规定的作价入股比例及金额，分配医院资产管理公司及项目团队个人对应比例股权，各方都获得了合理的回报，项目研究也做好充足的资金准备。
2、政府参与引导：产医融合的上海实践
上海的医学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了进一步提升上海高水平医院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促进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转化。2022年11月，上海授牌了产医融合创新基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成为首批基地，改变了过去创新转化过程中“医院服务于药厂，医院主要是配合”的思路。产医融合示范基地设立在医院，可以让医生、企业研发团队在同一个空间和平台上开展基础研究和项目研发，并落地执行支持配套政策。
政府在产医融合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相关职能部门与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建立了常态化对接机制，搭建了“企业—产业牵头部门—市级医院管理部门—医院”的链式对接平台，有效降低了沟通与合作成本。在此基础上，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专门建立“市级医院医企协同研究创新平台（HI-CLIP）——临床试验加速器”，一些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可优先进入市级医院临床试验，并在各环节予以加速。通过临床试验加速器，企业原有“通过线下寻求每家医院”的传统串联方式，转变为“统筹管理后各医院同时线上接收信息”的并联方式，将临床试验的平均启动时间大幅缩短，提高了企业端发起的注册类临床研究的工作效率。同时，HI-CLIP平台也面向医院医务工作者，帮助他们将临床上取得的初步发现和成果借助科技企业平台实现成果的顺利转化。
二、医学创新成果转化的制度困境与关键问题
（一）制度困境
1.医院参与临床研究的机制亟待进一步理顺
随着各地支持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政策出台，对医学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权责已经逐步下放到医疗机构，这让临床医生在规则层面减少了顾虑和担忧。但是，医生的转化实践缺乏精力及经费的支持，是目前仍存在的问题。因此，鼓励医院和医生承担临床试验的激励机制仍待进一步完善，“作价入股”的转化方式在医学创新路径上仍需探索。
2.临床研究所需的要素支撑尚需完善
当前，临床研究中心设置仍有较多门槛，比如以床位、医生和护士数量等规模性指标为准入条件，实际上临床研究中心的设置应更重视学术引领功能的发挥和研究质量的提高。在数据要素方面，涉及的医疗数据使用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数据零散，汇聚多、整合少，存在“数据孤岛”现象，难以跨部门使用。其次，医疗数据涉及公民隐私，大部分还“躺”在数据库中，无法得到有效利用。高质量临床数据的规范化、科学化使用仍在探索过程中。在人才方面，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缺乏导致医院自有专利转化率偏低，临床研究教育不足又导致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缺乏进入临床试验的经验值。此外，“药品-技术”双轨制管理可能带来政策执行矛盾，而医疗机构内部审查制度过严可能会延缓医学成果转化的落地，这些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入手，通过完善机制设计来解决。
3.临床医生、研究机构与企业间的合作路径仍待探索
医生的临床想法、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和创新方案难以被转化为产品，原因在于医生、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语言体系、知识系统不匹配。科学家的关注点主要在科学研究，医生群体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临床基础，但他们不熟悉市场的变化趋势和发展规律，对于成果转化的路径及其需要的知识缺乏系统性概念，对于企业运作方式、资本运营特点和后期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成果转化体系认识不足。如果医生成立公司，独立掌握知识产权，会带来更高的创新成果转化动力和积极性。他们经营企业的结果，可能是企业能够维系但却很难做大。能够维系是因为专家精通业务，在专业领域非常优秀而且能获得科研项目资助，很难做大是因为临床专家很难既做执业医生又很好地经营企业。因此，让医生、专家或者科学家成为首席技术总监或名誉董事长，并寻找有市场经验的人才成为商业合伙人，才是医学创新成果转化更有效的方式，但其中的合作路径仍有待探索。
4.资金投入方式上需要探索更多的渠道和方式
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和试验（IIT）主要资金来源于医疗机构专项经费等科研支出，和海外成熟的筹资模式相比，仍有差距。研究经费不足，不仅影响研究者作为发起方的研究积极性，同时也影响患者的参与意愿。因此，需要探索多渠道、多方式的资金投入模式，IIT研究的经费应当由政府、医院以及企业共同承担。
（二）关键问题
1.原始创新的有效供给不足
目前医学创新领域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成果仍然较少，现有的成果转化中存在同质化情况，比如，创新药扎堆在抗癌药研发、创新医疗器械多集中于心血管疾病领域等，这些领域竞争日趋激烈，而真正的原始创新和科研产出有效供给不足。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高价值专利较少，更多的是“微创新”“小创新”和“再创新”的成果，缺乏对医工交叉创新点的系统性整理，以及高价值知识产权产生过程的关注。
2.临床与产业存在“两端局限”，且缺少对话途径
在临床端，受制于科研导向的要求、医生对创新转化的认识不足及平台缺失等多方面因素，医生的创新项目大多处于创新想法阶段，临床价值难以得到有效验证，商业价值也有待考量，绝大部分难以实现转化。即使是可以转化的医学科技成果，大部分也属于针对某个临床痛点的微小创新，其转化也仅仅是作为对口企业的产品线补充，只有极少数成果适合成立独立公司，进行资本市场的运作。在产业端，除了一些模仿型、改良型的成果转化之外，具备基础研发特质的发明型药品、创新型器械的研发难度大且周期较长。受限于国内精密工业发展水平，企业生产的产品较难满足临床使用的标准。需求端和供给端缺少对话途径，双方的要求难以完全匹配。
3.转化成功与否的评价相对单一，缺乏对过程投入的关注
医学创新成果转化不同于一般的科研成果转化，它的成功与否不能仅以转化金额来评价，而应当以减轻或解除病患痛苦、降低诊疗费用、提高临床疗效作为综合评价标准。目前医学创新转化的成果更看重最终转化上市的金额，缺乏对过程投入的关注和一些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事实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医学创新成果转化，应当有不同的侧重：诊疗技术应重在临床应用，诊疗方案应重在形成规范指南，管理模式则应重在复制、推广和应用。
三、对策与建议
国内医学创新转化范式长期以来都是以模仿为基础，通过引进国外产品、仿制某代产品，再进行国产化的探索和制作，产品难以迭代更新，产业创新发展之路不可持续。未来医学创新转化范式会逐渐向“立足临床需求→医工融合进行产品研发→形成知识体系→实现创新迭代”转变。我国现在仍处于这一范式的起步阶段，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优化临床研究的管理流程和运作机制，提升转化能力
一是临床研究中心在打通医学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过程中，需要更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尝试以及相应的容错机制。应进一步鼓励以精准治疗和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加强对原创药物研发的支持力度。在支持临床试验病房建设方面，应由政府进行补贴，而暂不考虑市场绩效，但从长期角度看，还需逐步建立临床研究的筹资与管理运营体系。要建立全过程跟踪服务的工作机制，对临床试验项目中技术先进、成药性好、能够落地的创新药予以支持。在激励医生参与临床研究方面，对于医生牵头组织开展大型三期临床研究的项目，应等同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在医生个人成果认定、职称晋升等方面享受相应待遇。
二是由临床试验申办方、研发服务外包企业、医院等各方共同建立组织机构，构建临床试验研究联合体（简称“研联体”）。可以通过地方三甲医院“以一带多”的方式，借助研联体机制调动各级医疗机构的积极性。符合条件的二级医院都可以到国家备案，通过资源下沉调动基层医院开展临床研究的积极性，同时对三甲医院也要制定培训奖励、派驻奖励等激励举措。
（二）加强医疗数据的整合与应用，探索高质量数据赋能研发
高质量的临床数据赋能医药研发不仅非常重要，同时也极具挑战。应注重医疗数据质量提升和数据整合，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扩大医疗数据应用范围。
一是提升医院电子病历质量水平，加大数据整合力度，梳理形成能进行科研使用的数据标准并“清洗”出可用数据。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在医学学科带头人或相关课题的支撑下，提高数据的利用效率。在临床研究领域，可充分运用互联网手段，构建远程的、智能化管理平台，替代非必要的面对面环节。
二是建议在政府职能部门牵头或倡导下，由第三方组织通过联盟或协会等方式设立多学科联合研究院，集合医学、生物学、人工智能、IT、法律等多方专家共同研究相应的技术、伦理、法律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课题，并进行相应的政策研究。制定关键数据库的相关标准和操作规范，以确保单一医疗数据的统一质量标准，促进数据在不同医疗机构间的流动。
参考文献：
[1] Mckinney G R, Stavely H E.From bench to bedside: The Biologist drug development[J]. Bioscience,1966,16(10):683-687
[2] 程燕林，李晓轩.科技成果转化的新理念：网络模型[J].科技管理研究，2020，21：197-201
[3] 周佳，施展，沈燕婉. 转化医学实验平台建设与共享机制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2021，41（4）：79-82
[4] 辛红霞等. 我国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现状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9，39（8）：32-35
[5] 盛文奇，祁琪，张雪静等. 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分析及对策[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20，101（6）：574-578
[6] 李玲，樊春良.转化医学的理论演化及其发展的主要问题[J].医学与哲学，2021，42（6）：22-27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