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仁强 董微微（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
摘 要：本文系统分析了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成效与问题，并基于价值共创理论，结合区域实践，提炼出政府引导下的政策驱动、产业协同下的链条整合、创新网络下的知识共享、生态体系下的资源协同四种典型价值共创模式。针对推动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价值共创，本文提出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以完善政府引导机制，深化产业链协同以打通价值通道，完善知识共享机制以激活创新效能，优化集群生态以强化资源保障等对策建议，为提升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关键词：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价值共创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衡量国家科技竞争力与综合国力的关键指标，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引领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已成为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重要抓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可被看作一个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它由地理邻近的相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专业职业学校、技术创新中心、咨询服务机构、公共服务平台等构成，通过协作互动形成网络化创新协同体系。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由于具有研发周期长、技术壁垒高、资源依赖强的产业特性，不适应传统“单打独斗”的创新模式，亟须向多元化、系统化的协同创新和创新生态系统转变。价值共创以多元主体资源整合、能力互补与动态协作为核心要义，是基于知识共享和平等互动打破资源依赖的动态演化过程，契合区域产业集群实现突破式发展的现实需求。价值共创理念的引入，打破了传统产业发展中单一主体主导的价值创造逻辑，推动创新从线性模式向网络化协同转型，促进跨区域、多主体的深度融合，为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突破发展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核心逻辑与关键路径。
一、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成效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京津冀三地聚集生物医药企业超6000家，产业规模超4000亿元，涵盖生物药、化学药、中药、医疗器械、医药服务、BT+IT（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全产业模块，形成“技术研发—临床试验—检测审批—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的完整产业流程，已成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集聚地。
（一）产业集群规模效应初步凸显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下，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已形成核心载体集聚、关联主体联动的集群化发展态势。从规模效应来看，区域内生物医药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形成了涵盖生物药、化学药、医疗器械、医药流通等完整的产业门类。从空间集聚维度来看，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等核心载体已形成规模化集聚效应，实现了研发、中试、生产等功能的空间互补。从主体联动维度来看，集群内已初步形成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多元协作网络。
（二）产业集群分工体系逐步清晰
京津冀三地通过差异化定位，形成了“功能差异化、优势互补化”的产业分工格局。北京凭借在基础研究、高端人才与政策资源方面的优势，依托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载体，聚焦靶点发现、药物分子设计等前端研发环节，承担区域内基础研究与一类创新药研发任务。天津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打造“1+3+4”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产业之一，在生物药CDMO服务、高端医疗器械精密制造、医药冷链物流等中间环节形成特色优势，为北京研发成果提供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转化支撑。河北凭借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优势，以及原料药产业基础，承担规模化生产基地的功能，重点发展原料药、药用辅料、医疗器械零部件加工等后端生产环节，为北京、天津核心产业提供产能配套。
（三）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京津冀地区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据媒体报道， 2022—2024年，获批上市创新药13个，占全国16.9%；累计获批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75个，占全国26%。相关研究显示，区域内建成多个领先的专业技术服务平台，拥有180多家国家级技术创新载体、360余家省级技术创新载体，先后在脑科学、生物医药领域培育了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平台载体功能不断完善，建立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园区、专业化众创空间和专业化孵化器，形成了体系完整、设备先进、人才丰富、覆盖全面的产业创新体系。
（四）产业集群发展生态不断完善
京津冀地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在政策配套方面，三地出台一系列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建立跨区域协同工作机制，首创“白名单”制度，引领全国首创和示范性措施落地，对生物医药产业应用示范、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项目给予政策支持。在要素支撑方面，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才流动机制逐步畅通。在服务生态方面，专业化服务体系日趋健全，形成了涵盖医药研发外包、生产外包、临床研究等全链条的专业服务集群。
二、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政策协同深度不足，制度壁垒尚未完全破除
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已搭建跨区域协同机制，但政策领域的深度协同仍显不足，制度性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如在药品监管互认层面，三地在审评审批标准、生产许可准入等方面尚未完全统一，企业跨区域布局面临重复检查与标准冲突问题。在市场一体化方面，医保目录衔接、采购政策协调、税收分享机制等尚未形成长效制度安排。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京津冀产业的深度协同发展。
（二）产业链整合碎片化，价值传导存在梗阻
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链协同呈现内聚强、外联弱的结构性矛盾，跨区域价值链整合处于浅层次阶段，尚未完全形成“研发、转化、制造、流通”的闭环传导体系。三地产业梯度格局虽已成形，但环节衔接存在断点，如北京丰富的科技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区域产业发展优势，津冀地区承接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仍有待提高。此外，从主体协同角度来看，产业链整合多依赖于企业内部布局，跨区域企业联盟协同机制仍存在缺失。这种环节分割、主体离散的碎片化格局，导致产业链价值传导不畅，整体协同效益未能充分释放。
（三）知识共享机制有待健全，创新网络效能受限
京津冀区域创新网络存在结构性短板，创新效能未能充分释放。一是基础研究环节薄弱，重应用、轻基础倾向明显，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风险。二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生物医药技术成果转化率偏低。三是临床资源与研发需求对接不足，医疗机构、高校、企业间知识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多中心临床研究伦理审查互认、医疗数据共享等机制不健全，抑制创新资源效能发挥。
（四）资源配置不均衡，协同能级有待提升
京津冀区域资源配置不均衡，制约产业集群协同能级提升。如金融资源配置呈现两极分化，北京凭借创新资源集聚优势，吸引了区域内绝大多数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资金；而河北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原料药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研发投入不足，难以实现技术升级。此外，数据要素流通方面，三地医疗数据采集与统计标准不统一，医疗健康数据跨区域共享的合规标准缺失。
三、价值共创理论嵌入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逻辑
价值共创理论在产业集群研究中展现出高度的理论适配性，其核心在于该理论所提供的多元主体协同、资源整合与价值共生的分析框架，与产业集群多主体、网络化、生态化的本质特征高度契合。
（一）价值共创相关研究
现有关于价值共创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范式，消费者体验主导逻辑a和服务主导逻辑b，前者侧重于主体的个体价值实现，后者强调系统整体价值创造。随着理论发展，价值共创已突破“企业—消费者”的二元框架，演变为包含供应商、渠道商等多元主体的协同网络，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的协作机制，实现可操纵性资源的战略整合，从而在满足多方价值诉求的同时构建持续竞争优势c。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价值共创本质上是人力、组织、知识等要素通过动态交互实现资源整合的过程。因此，产业集群中的价值共创应强调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强调核心主体的生态牵引力。其凭借高资源禀赋、强协调管理能力占据创新生态高位，需跨层级、跨领域搜寻创新参与者，将异质主体资源转化为创新要素，带动集群整体价值创造，其主导作用体现在为多元创新主体搭建协作桥梁，促进知识流动并深化伙伴关系。二是强调多元主体生态位联动。集群本质上是由相互关联的多元主体构成的价值创造共同体，主体的资源禀赋、所处环境状态及竞争位置构成其创新生态位，反映出其在集群中的生态地位与功能。各主体依据功能定位，在价值共创中会形成一定的配位结构，在协调者推动下实现互惠共赢。三是强调对资源尤其是互补性资源的依赖性。互补性资源是多元主体开展相关活动的关键资源，也是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资源基础观强调，资源整合是价值共创的核心机制，在复杂多元的环境中，组织成员通过跨层级、跨组织的协同整合，将自有资源与外部资源动态结合，释放资源价值潜力并构建竞争优势。
（二）价值共创在产业集群研究中的适配性分析
价值共创理论推动了对产业集群的认识从过去静态的、地理空间的集聚体向动态的、关系网络驱动的创新生态系统转变。传统产业集群理论侧重于分析企业在地理上的邻近性带来的外部经济效应。价值共创理论则强调，集群的竞争优势根本来源于集群内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持续、深度的互动与合作，这种互动打破了传统的线性价值创造模式，构建了一个多节点、网络化的价值创造系统，其核心在于通过资源共享、能力互补和协同行动，实现协同效应。因此，价值共创为理解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过程和价值增值的微观机制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基础。
第一，价值共创理论强调多元异质主体共同参与的特性，与产业集群内部复杂的构成高度契合。产业集群并非单一企业的集合，而是由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各类主体构成的复杂网络。产业集群中政府的政策引导、企业的生产协作、科研机构的知识供给、中介组织的服务支撑，本质上是不同主体基于共同产业目标的价值贡献过程，而价值共创为解析这种网络式互动提供了系统分析框架。
第二，价值共创理论强调异质性资源的整合，适配于产业集群对资源高效配置的核心诉求。产业集群的关键优势在于通过主体集聚实现资源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而价值共创的核心机制正是异质性资源的整合与重组。
第三，价值共创理论将价值创造视为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这有助于深入理解产业集群的演化动力。产业集群的演化动力源于系统内多元主体之间持续的创新互动与协同合作，其创新模式已从传统的、封闭的线性模型转向网络化、生态化的协同创新。价值共创理论通过关注价值生成、分配与延续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驱动集群演进的内在机制，其中知识共享作为核心维度，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强调通过主体间互动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进行外化与结合，进而实现知识的螺旋式上升与创新增值。
四、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价值共创模式
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存在问题的深层症结在于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壁垒，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各主体间互动关系未能有效转化为持续的价值创造动力。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聚焦促进多元主体通过资源整合、能力互补与动态协作实现整体价值增值的核心逻辑，结合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在突破协同壁垒、优化价值生产路径的实践探索，从制度设计、分工网络、知识流动、系统保障四个关键协同维度，提炼出政府引导下的政策驱动、产业协同下的链条整合、创新网络下的知识共享、生态体系下的资源协同四种典型的价值共创模式。
（一）政府引导下的政策驱动模式
政府引导下的政策驱动模式是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价值共创的重要基础。在创新资源分布不均、产业梯度差异明显的背景下，政府政策在其中扮演着关键引导和催化作用。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安排、资源分配和激励约束等，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三地政府通过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制定统一标准等方式，推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协同合作，促进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降低跨区域协作成本，实现价值增值。
政策驱动模式的典型实践是“共建共管共享”的园区合作模式。以京津冀· 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为例，其核心突破在于异地监管政策的实施，异地监管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监管适应性创新，在不降低监管标准的前提下，通过重新定义监管权限和范围，解决跨行政区划生产的制度障碍，允许入园企业保留“北京身份”，由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实施许可、认证和监管，河北省则提供土地和政策支持。通过异地监管、共享平台、人才政策等制度创新，政府有效降低了跨区域合作的制度成本，促进了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种政策驱动的价值共创模式不仅解决了北京企业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也促进了河北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真正的互利共赢。从更深层次看，政策驱动价值共创的成功实践依赖于制度创新、资源整合和生态构建三大机制的有效协同。政府通过打破行政壁垒、提供共享资源、构建创新生态，为多元主体参与价值共创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激发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产业协同下的链条整合模式
产业协同下的链条整合模式，强调通过有机融合产业链各环节专业优势和企业资源，推动产业链整合、供应链优化和价值链提升，实现协同效应和价值增值。这种模式可分为横向整合、纵向整合、混合整合三种形态。横向整合是指同一产业环节或相同类型企业的整合，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资源互补；纵向整合是指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之间的整合，旨在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效率；混合整合则是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的结合，旨在实现更广泛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协同效应。从理论维度而言，产业链整合对价值共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优化产业链空间布局，打破因区域分割导致的市场碎片化，推动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二是构建完整产业生态系统，提供共享实验室、技术创新平台等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降低中小企业创新成本；三是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应，助力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提升整体竞争力。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框架下，三地政府联合绘制“六链五群”产业图谱，明确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路径，围绕生物医药全生命周期，形成跨区域梯度布局和合理分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作是实现产业联动发展的关键，龙头企业在这一模式中扮演着链主角色，通过技术溢出、标准制定和资源整合，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北京依托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载体，聚焦靶点发现、新药设计等前端研发环节，承担了区域基础研究任务。天津凭借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等平台优势，重点发展药物筛选、中试放大等中间环节，建成全国首个核酸药物全产业链服务平台。河北以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园、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为核心，承担原料药、制剂生产等后端环节，形成完整制造链条。其中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园是全产业链整合的典型实践，打造了集研发、孵化、产业化、销售及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生态系统。
（三）创新网络下的知识共享模式
创新网络是指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组织架构，旨在促进知识创造、传播和应用。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促进知识共享、技术转移和协同创新，京津冀地区依托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临床资源，构建多节点、多层次的创新网络，各主体通过知识共享、资源互补和协同研发，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升级。知识共享是创新网络中多元主体通过互动、学习和协作共同创造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应用的过程，是价值共创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依赖于创新网络的结构与机制，通过促进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流动、转化和整合，实现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
在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中，这一过程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跨区域研发合作、完善公共平台协同机制等多种组织形式实现。一是产学研协同创新，高校、科研院所依托前沿技术资源，与企业合作开展研发，共同攻克技术难题。例如，河北纳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南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突破生物制造核心原料的研发瓶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则通过成果转让机制，将多项新药研发成果交由企业实现产业化。二是跨区域研发合作，基于京津冀三地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形成北京基础研究、天津应用研发、河北试验转化的分工体系。北京依托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等载体聚焦原始创新，天津凭借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打造转化平台，河北则通过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园等基地规模化承接成果转化。三是完善公共平台协作机制，京津冀三地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需求，通过建立共享实验室、技术服务平台、中试基地等公共创新平台，降低主体创新成本，促进知识溢出和共享。创新网络的知识共享模式不仅优化了区域创新资源配置，更通过系统化的协作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四）生态体系下的资源协同模式
资源协同模式强调主体之间通过异质性资源整合与共享推动集群演化发展。主体通过共享信息、数据、渠道等互补性资源实现模块化资源重组，形成协同效应，突破单一主体的资源约束。生物医药产业的资源协同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药品研发周期长、监管严格的行业特性要求标准统一与流程衔接；另一方面，研发、中试、生产各环节的资源需求差异，为区域梯度协同提供了天然条件。生态体系下的资源协同，是指在产业集群中通过制度设计与平台搭建，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实现政策、供应链、生产、创新等各类资源在不同主体与区域间的优化配置与高效流动，破解区域资源分布不均、实现价值共创。
创新资源共享与整合是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的重要途径。在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中，三地共建创新资源共享平台、服务平台等，整合科研设备、实验数据、科技文献等资源，同时，依托人才柔性流动机制促进人才合理配置，并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科技信贷风险补偿基金，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集群治理是生态体系下资源协同模式的重要内容。京津冀三地通过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集群治理结构，包括组建产业发展联盟、开展联合招商、实施协同监管等，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五、推动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价值共创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完善政府引导机制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强化顶层规划引导，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与分工，系统梳理并推动三地在产业准入、土地、财税、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对接，争取国家层面在京津冀先行先试一批突破性政策。进一步明确北京聚焦原始创新与研发服务、天津侧重成果转化与高端制造、河北承载产业化与规模化发展的差异化定位，形成多中心集聚、多轴线梯度分布的空间布局。
二是创新区域政策协同机制。重点推进药品审评审批、生产许可准入、医保目录衔接等关键政策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总结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异地监管”实践的成功经验，扩大这一模式的适用范围。同时，建立跨区域企业资质互认、经济指标分区入统、税收分享等长效机制。
三是构建数据共享与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建设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大数据中心，促进临床资源、科技成果、企业需求等数据跨区域汇聚与安全共享。完善政府引导、链主企业带动、联盟协调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支持龙头企业开放供应链资源，引导行业协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增强集群治理能力。
（二）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打通全产业链价值通道
一是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提升产业链整体效能。系统梳理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与区域分布，精准识别断点、弱点。重点围绕新型疫苗、细胞与基因治疗、高端医疗器械等前沿领域开展技术攻关，攻克产业链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同时着力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二是拓展产业廊道功能，优化跨区域梯度布局与分工协作。在现有化学原料药、中药等产业廊道基础上，强化廊道内园区间的功能衔接与政策协同，建立联合招商与利益共享机制。巩固北京研发、天津转化、河北制造的梯度发展格局，推动创新要素沿廊道高效流动，形成定位清晰、优势互补、链接紧密的空间组织形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区域产业链的整体效能。
三是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生态。支持链主企业开展跨区域整合，通过开放式创新平台、供应链资源共享等方式，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发展。鼓励链主企业担当产业组织者角色，构建以技术、标准、品牌为核心的协同网络，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生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三）完善知识共享机制，激活创新网络辐射效能
一是共建跨区域协同创新平台，促进知识创造与溢出。联合建设京津冀生物医药创新平台，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支持三地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建创新联盟，开展协同攻关。
二是完善技术转移转化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跨区域流动。支持河北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和产业化基地，鼓励京津的科研项目及技术交易、技术转移、成果孵化等服务机构向河北延伸。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纪人队伍，构建基于技术经纪人的产品创新转化体系。
三是促进临床研究资源协同共享，加速创新产品应用。建立京津冀临床研究联盟，整合三地临床资源，推动多中心临床试验合作。探索建立临床研究伦理审查互认机制。推动医疗机构设立研审联动、临药结合的绿色通道，加速创新药械的临床应用和数据收集，尤其支持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的产品验证。
（四）完善集群创新生态，强化资源要素保障
一是构建全链条人才支撑体系，打造高素质生物医药人才队伍。建立三地互认的人才评价标准和职业资格互认制度。鼓励采用柔性引才方式促进人才跨区域流动。支持高校优化生物医药学科设置，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培育兼具医学、药学、信息技术、商业等背景的复合型研究和产业人才。
二是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科技金融赋能。着力构建“投、贷、债、保、服”协同生态，为项目孵化、中试熟化、知识产权运营、产业化落地等关键环节提供更有力支撑，开发更多针对研发、中试、生产等不同阶段的特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方案。
三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产业集群。探索设立京津冀生物医药大数据中心，进一步健全医院、医保与商业保险机构、医药企业间的数据合作利用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交流、跨区域汇聚和科学利用，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打造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大脑，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构建覆盖研发、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的数字化平台，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实时监测与智能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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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投资于人视角下天津‘站产城’融合机制构建与对策研究”（TJYJQN25-07）阶段性成果】
（耿仁强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微微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