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斌 王 绛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
摘 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简称，ESG评级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全面审视和评估自身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表现的框架。为此，本文基于2011－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ESG评级对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与作用，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要强化ESG理念融入与高管绿色认知提升，完善内部控制与融资环境，针对行业特性和环境规制实施差异化政策等建议。
关键词：ESG评级；制造业；新质生产力；面板模型
一、引言
在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正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转型不仅要求制造业企业继续保持经济效益的增长，更强调其在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多维度实现均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并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SG评级作为一种全面评估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的工具，在新质生产力的构建过程中，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战略视角。ESG评级不仅关注企业短期的经济效益，更重视企业在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通过ESG评级，企业可以全面审视自身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不足，进而制定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ESG评级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首先，ESG评级的引入促使企业高管转变传统思维模式，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日常运营和长期规划中。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有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推动企业在产品开发、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寻求创新，以实现绿色转型（王芳，2024）。其次，ESG评级要求企业建立健全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还能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提供有力保障（杨芳等，2024）。然而，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企业在多个方面付出努力。其中，融资约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ESG评级较高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更多投资者的认可和支持，从而缓解融资约束，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提供资金支持。此外，股权激励和环保补贴等政策措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加大在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方面的投入。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从高管绿色认知、内部控制、融资约束等多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探讨ESG评级促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内在机制。同时，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股权激励和环保补贴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以期为制造业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1）揭示ESG评级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关联；（2）提供行业异质性的深入分析；（3）识别关键调节因素。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 ESG评级对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ESG评级的引入和普及，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框架，来审视自身的运营模式和业务决策。为了符合ESG评级的要求，制造业企业将ESG理念融入企业的战略规划和日常运营中。从企业环境的表现来看，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环境保护不仅关乎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是影响众多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投资者、政府部门等）的关键因素。徐珍珍（2024）认为ESG评级作为衡量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指标，将推动企业制定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和目标。另一方面，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为了维持运营，企业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必要的资源，如原材料、能源等。而环保政策的日益严格和资源的日益稀缺，使得企业不得不探索更加绿色、可持续的资源获取方式。因此，在日常运营中，企业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优化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废弃物排放等，以满足ESG评级的要求，并降低环境风险（郑蕊和王婧暄，2024）。从社会责任的表现来看，ESG评级鼓励制造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这意味着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还要关注员工福利、人权保护以及社区发展（李心蔚等，2024）。通过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提高福利待遇，企业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和公益事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品牌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潜在的合作伙伴和消费者，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持。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ESG评级要求制造业企业建立健全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这包括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保护投资者权益，以及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加强公司治理，企业能够提升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还能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和韧性，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提供坚实的保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ESG评级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ESG评级、高管绿色认知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
ESG评级不仅是一个评估工具，更是一种战略思维方式的转变（张杰和张鑫，2024）。它要求企业高管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企业的日常运营和长期规划中。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迫使高管们跳出传统的经济效益至上的框架，开始全面考虑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这种全面的考量会激发高管们的创新欲望，使其开始寻求在产品开发、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以实现企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王金等，2024）。与此同时，ESG评级也为企业高管们提供了清晰的创新方向和目标。寿柯炎等（2023）认为ESG评级标准明确了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如减少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员工权益等。为了满足这些要求，高管们必须积极寻求创新解决方案，引入新技术、新方法，优化生产流程，改进产品设计等。这种具体的创新方向和目标，使高管们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创新实践，提高创新效率。此外，ESG评级还促进了企业高管之间的跨界合作和知识共享（阳镇，王越，2024）。随着ESG评级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这为企业高管们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机会。刘丽娟等（2024）认为跨界合作和知识共享有助于高管们拓宽视野，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趋势，从而激发更多的创新灵感。最后，ESG评级的引入还为企业高管们带来了更大的创新压力和动力。管诗卉（2024）认为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投资者、客户、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ESG评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并保持良好的ESG评级水平，高管们需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和实践力度。这种压力和动力将进一步推动高管们增强创新意识，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新质生产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ESG评级可通过提升高管绿色认知促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上升
（三） ESG评级、内部控制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
ESG评级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评估工具，它更是一种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外部力量。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ESG评级已经成为投资者、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衡量企业价值的重要标准。为了获得更高的ESG评级，制造业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内部控制体系，确保在各个方面都符合ESG标准（Zahroh & Hersugondo, 2021）。与此同时，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管理的核心，是确保企业稳健运营、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在ESG评级的压力下，制造业企业开始加强内部控制，从风险评估、决策过程、运营效率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刘丽娟等，2024）。通过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企业能够更好地识别并应对ESG相关的风险和挑战，确保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内部控制的加强为制造业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保障（Mittal et al., 2021）。新质生产力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的生产力。在内部控制的支撑下，制造业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整合内外部资源，加强跨部门协作，推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些创新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ESG评级可通过提升内部控制促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上升
（四） ESG评级、融资约束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
在现今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企业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其财务表现，更在于其能否赢得广泛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和支持。当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具有较高的ESG评级时，它便传递出对可持续发展和长期价值的坚定承诺。这种承诺让投资者看到了企业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从而更愿意为其提供资金支持（Bolin & Rana, 2021）。对于制造业而言，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不仅关注传统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劳动，更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考量，从而更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康瑞英，2021）。然而，提升新质生产力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研发新技术、引进高端人才、购置先进设备、优化生产流程等关键领域。这些投入不仅涉及企业短期的运营成本，更是对未来发展的长期投资。因此，融资约束往往成为制约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Attig（2024）认为ESG评级是缓解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一方面，随着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越来越关注企业的ESG评级，许多欧美投资机构的投资筛选流程中已经将企业的ESG评级纳入投资决策考虑因素（Balp & Strampelli, 2022）。因此，拥有良好的ESG评级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并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ESG评级还有助于企业降低融资风险。金融机构在做出融资决策时，会全面考虑企业的风险和发展机会。通过了解企业在ESG方面的表现，金融机构可以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从而做出更合理的融资决策。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
H4：ESG评级可通过降低融资约束促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上升
（五） ESG评级、股权激励强度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其力度的大小会直接影响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及行为选择，进而对ESG评级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刘会洪和张哲源，2023）。Keddie和Magnan（2023）认为股权激励力度越大，意味着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所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他们与企业的利益绑定也就越紧密。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更倾向于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短期利益。因为ESG评级较高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市场机会，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股权激励力度越大，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就会更加积极地推动ESG实践，进而提升企业的ESG评级。同时，Chouaibi等人（2021）认为股权激励力度越大，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也会更加重视。因为新质生产力是衡量企业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绩效的重要指标，与企业的长期发展密切相关。当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持有更多的股份时，他们会更关注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转型来提升新质生产力。此外，股权激励还能够激发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创新精神和风险承受能力。在股权激励的激励下，他们更愿意尝试新技术和生产方式，敢于承担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种创新精神和风险承受能力对于推动ESG实践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5：
H5：股权激励在ESG评级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调节效应
（六）ESG评级、环保补贴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
环保补贴作为政府推动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其政策目的主要在于激励企业积极采取环保措施，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陈亚男和彭益，2021）。一方面，环保补贴能够直接降低企业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成本负担。Milne（2024）认为当企业面临资金压力时，环保补贴可以及时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使企业能够更有动力和能力去提升ESG评级分数。这种资金支持不仅有助于企业改善环保设施，减少污染物排放，还能够推动企业加大在绿色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从而提升制造业的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环保补贴的力度越大，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环保行为的认可和支持程度越高（黄大禹，2024）。这种认可和支持可以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在ESG实践上更加主动和深入。企业会更加重视环保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行动，进而形成良性的循环，推动ESG评级与新质生产力的同步提升。此外，环保补贴还能够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当政府通过补贴政策向环保产业和绿色技术倾斜时，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人才流向这些领域。这种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形成绿色发展的强大动力，进一步促进ESG评级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6：
H6：环保补贴在ESG评级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了探究ESG评级对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深入考察其作用机制与路径，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模型并对上文中所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文中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彭博ESG评级系统、各上市公司年报及各地统计年鉴。
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与完整性，在实证检验之前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被标记为PT、ST、*ST的上市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严重及存在异常的上市公司；（3）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NPRO）。新质生产力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测算当前并无公认的权威做法。本文借鉴赵国庆和李俊廷（2024）的思路，基于劳动力二要素理论构建指标体系测算新质生产力。该理论认为，生产力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两部分，而劳动力进一步可划分为生活劳动和劳动对象，劳动工具进一步可划分为硬科技和软科技。基于此，选取四个评价新质生产力的二级指标：生活劳动、劳动对象、硬科技、软科技；再结合上市公司数据可得性，选取了14个三级指标（见表1）；而后，采用熵权法计算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新质生产力得分。
2. 解释变量
ESG评级为本文的解释变量（ESG），本文选取华证ESG评分表示。华证ESG评分由于时效性强、覆盖面广，且评价过程更加符合中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被广泛应用于ESG相关研究。
3.中介变量
（1）高管绿色认知（lnlsrz）
借鉴李亚兵等（2023）的做法，采用文本分析法基于上市公司年报计算高管认知。具体做法为：从绿色竞争优势、企业社会责任、环境压力感知三个维度选取了一系列关键词，分析这些关键词在上市公司年报中出现的频次表示高管绿色认知水平。
（2）内部控制（nbkz）
借鉴Alabdullah等人（2021）的做法，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评分表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
（3）融资约束（fc）
选取FC指数作为融资约束指标。FC指数基于公司特定现金流的波动性来评估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FC指数的计算通常涉及以下步骤：计算公司现金流的残差，即实际现金流与预期现金流（基于历史数据或行业平均水平）之间的差额；计算残差的标准差，以衡量公司现金流的波动性；将这个标准差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现金流波动性进行比较，得出FC指数。FC指数可以反映公司内部资金状况，体现公司融资成本，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融资约束相关研究。
4.调节变量
（1）股权激励（incen）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采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涉及的股票数量占总股本的比重表示股权激励。
（2）环保补贴（lnhbbt）
采用上市公司获得的环境治理项目政府补贴金额表示。
5.控制变量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总资产的对数，size）、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roa）、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fixed）、增长能力（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股权集中度（前十大股东持股占比，top10）、公司年龄（上市年限，listage）。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1，本文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NPROit=α0+α1ESGit+α2Controlit+year+Industry+εit （1）
式（1）中，NPRO表示制造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ESG表示企业的ESG评级，Control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year和Industry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产业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为验证假设2、假设3和假设4，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Mediait=α0+α1ESGit+α2Controlit+year+Industry+εit （2）
NPROit=α0+α1ESGit+α2Mediait+α3Controlit+year+Industry+εit （3）
式（2）和（3）中，Media表示中介变量，包括高管绿色认知（lnlsrz）、内部控制（nbkz）及融资约束（fc），其他设定与式（1）保持一致。
为验证假设5和假设6，在式（1）的基础上，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NPROit=α0+α1ESGit+α2Moderit+α3ESGit×Moderit+α4Controlit+year+Industry+εit （4）
式（4）中，Moder表示调节变量，包括股权激励（incen）和环保补贴（lnhbbt），其他设定与式（1）保持一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新质生产力（NPRO）的标准差为2.028，最小值为1.331，最大值为12.635，这表明各制造企业之间的新质生产力存在较大差异。ESG评级（ESG）的均值为72.884，说明大多数公司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表现良好，但仍有提升空间；标准差为5.091，说明各制造企业之间的ESG评级差异相对较大。企业规模（size）的标准差为1.160，表明企业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相对集中。资产负债率（lev）均值为0.398，表示各企业的平均负债水平适中，最小值为0.055，最大值为0.885，表明不同企业在资本结构和风险承担上存在显著差异。资产收益率（roa）的最小值为-0.208%，最大值为0.226，显示了不同企业在资产管理和盈利能力上的显著差异。固定资产占比（fixed）的最小值为0.018，最大值为0.617，反映了不同制造企业在资产配置上的差异。增长率（growth）的标准差为0.351，最小值为-0.475，最大值为2.075，表明不同企业在成长潜力和发展速度上的显著差异。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0）最小值为0.231，最大值为0.883，反映了不同企业在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上的差异。上市年数（listage）的标准差为0.766，最小值为1.693，最大值为13.332，表明各公司之间的上市时间差异较大。
（二） 基准回归结果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结果显示ESG评级（ESG）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ESG评级对制造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ESG评级的核心在于全面评估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个方面的表现。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新质生产力是指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它强调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制造业企业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制造业企业的ESG评级不仅代表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更成为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提高ESG评级不仅有助于展现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和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积极贡献，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国际形象，同时也推动了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内生性
制造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提升也会促进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进而提高企业的ESG评级。同时，企业的ESG评级也可能会受到某些未观测到的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本身又可能跟制造业企业所采用的新技术、新要素相关。因此，为避免选择性偏差、双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等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和PSM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3。
1.工具变量法
直接使用单个企业的ESG评级作为变量可能会受到企业经营策略、管理水平等特异性因素的影响，导致结果偏差；同时，直接使用单个企业的ESG评级也不能反映一个行业在ESG方面的整体趋势和水平。因此，本文采用制造业企业ESG评级的年度行业均值作为工具变量（ESGIV）。表3中第（1）列ESGIV的系数为0.92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2）列排他性检验中ESGIV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ESGIV对NPRO的直接影响较小，从而支持了ESGIV的排他性。第（3）列中二阶段回归，ESG的系数为0.036，并且在5%的水平显著，这表明企业的ESG评级（ESG）与其新质生产力（NPRO）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提高ESG评级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新质生产力。
2.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了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PSM）缓解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倾向匹配得分法（PSM）能够通过计算和匹配样本的倾向性得分，减少由于样本选择非随机性导致的偏误。本文选择制造业企业ESG评级的年度行业中位数作为分组变量，选择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固定资产占比、增长率、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匹配变量，采用1：1无放回近邻匹配对模型重新回归。第（4）列回归结果表明，ESG评级仍对制造业企业新技术生产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四）稳健性
1.更换变量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表现评分的前两年滚动平均值进行替代。表4第（1）列结果显示，envir_mean的系数为0.005，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ESG评级对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依然具有促进作用，回归结果稳健。
2.滞后一期、两期
本文对企业ESG评级进行滞后一期、滞后两期处理，得到L.ESG、L2.ESG，并重新纳入模型进行检验，表4第（2）列和第（3）列结果显示：列（1）中L.ESG的回归系数为0.014，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列（1）中L2.ESG的回归系数为0.015，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两次检验结果均说明在考虑了时间滞后效应后，企业ESG评级对新质生产力的积极促进效应依然成立，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五） 中介效应检验
1. 高管绿色认知
高管绿色认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和第（2）列ESG评级（ESG）的系数分别为0.018和0.015，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第（3）列ESG评级（ESG）和高管绿色认知（lnlsrz）的系数分别为0.020和0.027，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由结果可知，高管绿色认知（lnlsrz）在ESG评级与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中的存在中介效应，假设2得到验证。
2.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第（1）列和第（2）列ESG评级（ESG）的系数分别为0.018和0.044，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3）列ESG评级（ESG）和内部控制（nbkz）的系数分别为0.016和0.185，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这表明内部控制在ESG评级影响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
3. 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第（1）列和第（2）列ESG评级（ESG）的系数分别为0.018和0.001，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3）列ESG评级（ESG）和融资约束（fc）的系数分别为0.020和0.185，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这表明融资约束在ESG评级影响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
（六） 调节效应检验
1.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ESG评级与股权激励交互项（Esg×incen）的系数为0.388，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ESG评级与股权激励交互项（Esg×incen）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股权激励可强化ESG评级（ESG）对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的促进作用，即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假设5得到验证。
2.环保补贴
环保补贴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ESG评级与环保补贴交互项（Esg×lnhbbt）的系数为0.006，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ESG评级与股权激励交互项（Esg×incen）的系数为0.005，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环保补贴可强化ESG评级（ESG）对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的促进作用，即环保补贴在二者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假设6得到验证。
（七）异质性分析
1.行业类型
高科技行业与非高科技行业在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产品更新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高科技行业通常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研发，这些投入对于提升新质生产力具有关键作用。本文根据《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将样本分为高科技行业和非高科技行业。结果表明，相较于非高科技行业，高科技行业ESG评级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突出。此外，不同的行业在运营过程中对ESG评级的影响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重污染行业由于其特殊的生产过程和排放物，往往对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使得ESG评级对这些行业的影响可能更加显著。相比之下，非重污染行业在ESG方面的表现可能更加稳定。另一方面，针对重污染行业，政府通常会制定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和监管措施，以限制其污染排放并推动其进行绿色转型。这些政策和措施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成本和效益，进而影响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将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分开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ESG评级在不同政策环境下的影响。本文根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将样本分为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结果表明，相较于重污染行业，非重污染行业的ESG评级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2.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强度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决策和生产行为。在环境规制强的地区，企业将面临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更严厉的违规处罚，这可能会促使企业加大在环保技术和设备上的投入，改善生产工艺，降低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环境规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可能更加严格，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也更强，因此,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挑战，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本文参考郑兵云等（2024）的研究成果，使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汇的词频占比来代表环境治理的强度，并将样本公司注册所在地区分为环境规制强和环境规制弱的地区。统计结果表明，相较于弱环境规制，强环境规制下的企业ESG评级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五、 结论及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ESG评级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全面审视和评估自身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表现的框架。本文深入探讨了ESG评级对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验证了ESG评级在促进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升级中的积极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ESG评级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良好表现能够显著提升其新质生产力水平；中介效应检验显示，高管绿色认知、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在ESG评级与新质生产力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股权激励和环保补贴在ESG评级与新质生产力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高科技行业、非重污染行业的ESG评级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区域环境规制较强时，企业ESG评级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ESG理念融入与高管绿色认知提升
鉴于ESG评级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加强对制造业企业ESG理念的推广和教育，鼓励企业将ESG标准纳入日常管理和长期战略规划中。同时，中介效应检验显示高管绿色认知在ESG评级与新质生产力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应提升企业高管对绿色发展的认知和重视，通过培训、研讨等形式，增强高管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二）完善内部控制与融资环境
ESG评级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在ESG评级与新质生产力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因此，鼓励制造业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能够提升企业的风险管理和运营效率，确保企业稳健发展。应优化企业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特别是为绿色创新项目提供低息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三）针对行业特性和环境规制实施差异化政策
异质性分析显示，高科技行业、非重污染行业的ESG评级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对于高科技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鼓励这些行业在绿色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区域环境规制较强时，企业ESG评级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政府应继续加大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确保企业合规经营，同时为企业提供环保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对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企业，政府应根据其ESG评级和绩效表现，实施差异化的激励措施，推动制造业企业整体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
（谢宇斌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绛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正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