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林浩 邱健熙 沈玉翠（华南师范大学科学研究院；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华南师范大学（清远）科技创新研究院）
摘 要：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亟须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和学术创业体系，以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为深入探讨科技成果转化和学术创业面临的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全球近40年发表的相关科技成果转化和学术创业文献、高校院所成果转化统计数据、成功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前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政策协同效应较低、实施链条存在堵点、资本市场缺乏助力等现实问题，提出建立涵盖全方位咨询服务的技术转移平台、支持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发挥耐心资本在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引领作用等应对措施，以期为促进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科技成果转化；学术创业体系
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已成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条重要路径。近年来，高校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转化率大幅提高，开放创新背景下对于“大学－产业”关系的研究愈发受到关注，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对推动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研究背景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旨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治理、新增量。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需要形成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要化解阻碍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对接的“关口”，鼓励学术创业，推动实验室成果积极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转化。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四链”融合，是打通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是国家优化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方针指引。在高水平开放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以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补短板”，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守住国家安全发展的底线，又要“强弱项”，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汇集多方政策优势、资源禀赋打造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生态。
当前，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自主决定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采取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方式开展转移转化活动。科技成果转化正经历着从单一交易型成果转化模式到合作转化模式的发展演化过程。越来越多的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开始尝试将科技成果作价参与企业股权投资合作，创设或参股企业，从而实现了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成果显著。研究科技成果转化既涉及政策，也涉及实践需求，更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课题，因此，研究科技成果体系建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厘清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因素，探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各主体最迫切的政策需求，结合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实践成效，提出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学术创业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推动学术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对于强化原始创新，增强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研究现状
（一）文献综述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通过对近 40年来有关“学术创业”“专利转让”“大学技术转让”等关键词进行检索，经筛选得到3099篇相关文献并进行分析研究，探讨科技成果转化和学术创业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使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数量、国家、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
从时间维度来看，进行学术创业研究的国家数量增多，总发文量呈增长趋势。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美国在2018年对已颁布38年的《拜杜法案》进行了实质性修改，其学术研究出现高速增长。发文量最多的国家依次为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虽然我国对于学术创业的研究从起步时间、研究深度和密度相对不足，但总体而言，学术创业研究仍是比较前沿的研究领域。
学术创业的形成不仅受学术创业者个人主观规范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网络、工作环境、政策条件等外部条件的制约。科技成果转化、学术创业领域中研究热点也在演变，经历了从技术转移的基本定义到实现路径、从科研人员到创新集群的多层次研究，逐步形成了社会创业、创业意图、创业生态系统等多元化的细分研究集群。这些研究集群又会相互作用、交叉融合，促进对方的形成与发展，使学术创业的研究呈现多视角和宽领域的研究态势（见表1）。
尽管学术创业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高校院所的学术创业能力不强、创业绩效偏低和缺乏有效的运行机制和政策支持，是目前研究中普遍的共识。本研究提出将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利益主体建立在统一的创业生态系统框架内，构建学术创业的实现机制，提出提升学术创业能力和绩效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概况
近年来，我国大学逐步从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国家于2017年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的战略性教育目标，其中科技成果转化是建设“双一流”的内在要求。在国家、省、市多层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驱动下，高校院所积极探索和发展适合自身发展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由早期的转让、许可等交易型转让方式逐步发展为通过资产公司、地方研究院、科技园等持股平台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成立科技型企业、技术转移机构、鼓励大学教师通过兼职创业和离岗创业等，学术创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我国自2017年起正式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制度，据统计，2018年至2022年间，技术市场活力得到持续释放，全国1524家大学和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的合同金额达到1000亿，成果转化规模显著提升，合同金额和合同数量逐年增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见表2）。
尽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日益活跃，但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出，2022年高校院所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合同金额明显下降，合同项数略有下降。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广东省157所高校中，43所高校现有创设和参股公司504家，其中有54家高新技术产业，涉及高校兼职和离岗创业人数202人。相比于转让、许可、合作等转化方式，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转化方式，由科研人员创设或参股企业，涉及的主体更多、要素更多、环节更多，牵涉面更广，难度最大。但作价参股形式和产业化合作程度最深最直接，这些由高校创办的企业，是科研成果商业化、产业化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延长知识生产链条、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直接产物。因此，探究高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转化的直接阻碍因素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推动学术创业有重要意义。
（三）典型案例
高校和科研院所始终是科学研究的前沿，并源源不断地创造新技术，对驱动产业发展有关键的推动作用。美国硅谷的高速发展就得益于周边大学的滋养，其附近的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雄厚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能力，共同塑造了“硅谷模式”。20 世纪80至90年代，硅谷由斯坦福大学师生创办的公司或有大学背景的公司占比高达 70% 以上，开创了以高校院所或科研机构为中心，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产品，成立高技术企业的先河。在此模式下，诞生了像微软、谷歌、惠普、思科、英特尔等一批尖端企业。作为人才和技术高地的大学，应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常来说，技术市场和学术创业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两个重要渠道。国内大学创新创业环境的不断优化与政策的有力支持，鼓励了一批教师从实验室走向商业领域。例如，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的李泽湘教授，作为大疆创新和固高科技创始人，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实践，培育出数十家“独角兽企业”。浙江大学何晓飞教授于2017年创办飞步科技，带领该企业短时间内飞速发展成为自动驾驶领域的佼佼者。中山大学何蕴韶教授则带领团队攻克了荧光定量PCR核心技术，为了实现技术成果产业化，将中山医科大学达安基因有限公司整体变更、发起设立为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4年在深交所上市。清华大学语音和语言技术中心主任郑方教授，利用声纹识别技术创办了北京得意音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金融市场实际占有率高达90%。在鼓励科技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大学教授投身创业与投资已不再罕见，还有大量从象牙塔走出独角兽的故事依然在续写辉煌。
学术创业企业之所以能快速成为独角兽企业，关键在于其天然具备成熟的科研成果、强大的科研团队和充足的研发经费，拥有科技型企业良好的基因，是将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典型表现，使得象牙塔中的创新成果能够顺利转化为商业价值。因此，深入剖析学术创业企业的推动因素和现实障碍，探索学术型创新创业的实现路径，对于提升产业能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挑战
科技成果转化和学术创新的发展并非仅凭单一要素就能发挥决定性的促进作用，而是需要多种要素相互叠加的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政策出台虽破除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约束并取得系列成效，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仍然较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16.9%，其中产业化率仅为3.9%，有效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仍有较大难度。《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2》指出，我国成果转化中还存在中试基地总体布局缺乏、技术转移人员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成果转化需求、成果交易效率较低等系列问题。但与构建企业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不同，高校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枢纽和结合点，当前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政策协同效应亟待提升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涉及多环节、多主体、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工程。从过程和环节看，其涉及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开发、企业孵化和加速发展等多环节；从参与主体看，涉及政产学研金等多主体；从生产要素看，涉及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环境等多要素。只有当各环节有效衔接、各主体充分协调、各要素合理配置，科技成果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因此，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能否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最大增量”，关键在于政策的引导和扶持。然而，当前相关政策文件的发文部门工作及不同行业部门政策有交叉；高校院所种类复杂且隶属部门不同，不同隶属部门政策有差异。调研显示，作为实施主体的高校，一是需完整解读多部门、多层次的成果转化政策文件；二是需协调多部门共同解决成果转化链条中不同环节的问题。
（二）政策实施链条有待进一步畅通
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需要经过早期概念验证和投产前中试环节两个关键环节。一方面，概念验证是跨越成果转化过程中“死亡之谷”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对已孵化的项目予以长线支持。当前，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已逐步制定和实施概念验证扶持政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先行设立了概念验证中心。但现有的概念验证中心仍处于探索和模仿阶段，由于研究不够深入，部分概念验证中心局限为项目申报的工具，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中试试验环节是产品在大规模量产前的较小规模试验，以确保生产的安全性、经济性、工艺的可操作性以及产品性能的稳定性，最终使产品市场化，成为标准化的创新产品，许多企业家认为中试环节的缺位将直接影响科研成果进入市场前的可能性。但中试环节对设备、资金投入要求很高，具有高成本、高难度的特性，使得众多科研机构以及创业型企业望而却步，同时科研工作者和创业阶段的学术企业家的条件有限，难以承担中试环节的费用和风险。
（三）资本市场支持有待加强
学术创业是指科研人员的产业化行为，其中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创业企业是成果转化的重要模式，以广东省为例，2020年广东高校院所有转让、许可、作价入股方式转化科技成果收入10.23亿元，其中作价入股收入最高，占比38.6%。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来源于高校院所的创业企业或衍生企业。然而，学术创业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回报不确定的创业行为，资本市场在创新周期内提供稳定的、持续的资金投入对于学术创业活动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我国高校相关的产业基金规模远低于国外高校，且产业投资意愿较低。此外，自由资本市场的逐利性和快速回报需求也导致市场资本不愿意投入学术创业企业，因此，政府需要引导和建立耐心资本，鼓励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在顶层设计上精准把脉科创企业的金融需求。通过优化资本环境，为学术创业提供更为坚实的资金支持。
四、对策建议
为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学术创业体系，需要政府在予以积极引导的同时，兼顾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个部门、创业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的协调，为成果转化机制的完善和学术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必要支持。
（一）建立涵盖全方位咨询服务的技术转移平台
一是打造提供全方位专业服务的咨询平台或技术转移平台，咨询服务范围主要涵盖成果转化和学术创业全链条、全要素和全主体，通过全方位服务咨询平台推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和互动交流；二是鼓励高校院所与市场化咨询机构或技术转移中心合作，成立专门的咨询平台或者技术转移办公室，联动政府专业服务平台，形成上下级相互支撑和对话交流的咨询平台体系；三是培养一支涵盖科技、市场、法律、财税、金融等多方向的技术转移咨询团队，以团队形式而非单一“全能型”个体，为科研人员创业提供准确全面的咨询服务。
（二）支持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
一是加快研究国际先进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运行机制及其成效，结合我国不同区域实际情况和特色，制定切实可行的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平台建设方案，为筛选高质量科技成果、优化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配置、提升高校学术创业成功率奠定坚实基础，加速挖掘和释放基础研究成果价值，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二是建立政府和高校院所联动的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平台体系，政府制定相关的支持体系和方案，高校和市场化机构负责平台的落地和建设。三是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到概念验证中心及中试平台的建设当中，充分发挥其在资本、市场和中试等方面的优势，多形式地转化科技成果，切实将高校的科技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三）发挥耐心资本在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引领作用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耐心资本和风险投资是一对“天然盟友”，而硬科技成果的培育转化、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更需要长周期“耐心资本”的陪伴与支持。建议一是发展壮大我国资产配置型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鼓励社保资金、保险资金更多参与到科创投资，在金融发达区域试点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配置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二是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特别是国家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鼓励基金投早、投小，营造政府领投、机构跟投的氛围，防止市场失灵。三是进一步完善壮大耐心资本的制度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细化、优化“募投管退”全流程、各环节服务。四是在完善耐心资本要素的基础上，充分协调创业生态系统中的要素，逐步将高校院所聚集区域打造成为国际化创新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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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林浩系华南师范大学科学研究院综合办（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主任、副研究员；邱健熙系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政研室主任、高级经济师；沈玉翠系华南师范大学（清远）科技创新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