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际刚 王 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
摘 要：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推动政府投资基金带头做耐心资本。国家对未来产业的战略定位，已经从方向性谋划进一步转向体系化部署和机制化落地。本文厘清了未来产业内涵与培育逻辑，梳理了美、欧、日、韩等主要经济体的竞争态势，评估了我国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氢能、6G 等核心赛道的比较优势，剖析了“原始创新不足与应用场景丰富”“长周期培育与短周期考核”“全球协同与技术封锁”“集中攻关与分散布局”四对结构性矛盾，提出夯实科技底座、强化场景牵引、构建产业生态、完善制度环境、深化国际合作五维协同战略路径，并从政府、企业、科研教育、要素保障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为 “十五五”时期我国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提供参考。
关键词：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前瞻布局；耐心资本；国际竞争
2026 年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这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央政治局的首次集体学习，选取未来产业作为主题，释放出鲜明的政策信号：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回顾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我国曾因错失前两次工业革命机遇而陷入被动；进入新时代，我国紧紧把握住信息革命浪潮，在 5G、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实现了“换道超车”。此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彰显了党中央着眼长远、谋定后动的前瞻意识—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起跑线上，下好先手棋、抢占制高点。
从“十四五”规划纲要将未来产业纳入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布局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概念验证中心和未来产业先导区，再到 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推动政府投资基金带头做耐心资本等。国家对未来产业的战略定位，已经从方向性谋划进一步转向体系化部署和机制化落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布局的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未来产业的核心逻辑，系统借鉴国际经验，正视自身优势与短板，前瞻谋划培育路径，已成为“十五五”时期亟须回答的重大战略命题。
一、未来产业的内涵与培育逻辑
未来产业是由前沿科技驱动、尚处孕育萌发阶段但具有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变革潜力的战略性产业集合，涵盖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合成生物、氢能与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领域，具有显著的战略性、引领性和颠覆性特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未来产业在技术上更为前沿，但成熟度较低，在产业化前景上不确定性更高，尚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化，不过未来产业一旦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将对产业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概而言之，战略性新兴产业回应的是“当前能做什么”，未来产业回应的是“未来需要什么”。前者侧重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后者依赖原始技术突破和学科交叉融合。正是这种 “前沿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特征，决定了未来产业的培育需要更强的原始创新供给、更长的周期投入以及更完善的系统化生态支撑。
从培育逻辑审视，未来产业的发展有赖于技术突破、市场需求、产业生态与政策环境四重要素的协同互动。前沿技术突破提供源头动力，市场需求与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迭代演进，产业生态（人才、资本、数据、产业链配套等）构成成长支撑，政策环境通过激励和规制塑造制度空间。四重要素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传导关系，而是相互激发、螺旋上升，即技术突破催生新需求，需求带动资源流入和生态演进，生态短板引致政策响应，政策支持反过来加速新一轮技术突破。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概念验证中心、示范工程和先导区，到 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应用场景开放、风险分担和耐心资本，可以看出未来产业培育已被明确为贯通源头技术供给、概念验证、场景开放、产业集聚和制度供给的系统工程。因此，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不宜局限于单一环节，而应坚持系统思维、协同推进。
表 1 主要经济体未来产业布局对比
| 国家/ 地区 | 战略定位 | 核心法案 / 计划 | 重点领域 | 特色 |
| 美国 | 立法驱动 +机构改革 | 《芯片与科学法案》（527 亿美元）； ARPA 系列机构相关计划（含 AR- PA-H，金额为 15 亿美元） | AI、量子科技、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半导体 | NSF“技术创新与合作”理事会；高风险颠覆性研发机构体系；政府支持下的私企联合投资模式 |
| 欧盟 | 开放的战略自主 | “地平线欧洲”（955 亿欧元）；《欧洲芯片法案》（430 亿欧元）；《人工智能法案》（2024 年生效） | 绿色转型、数字转型、深科技、半导体 | 全球最大多边科研框架；欧洲创新理事会扶持深科技初创企业 |
| 日本 | 经济安全保障 +战略不可或缺 |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量子战略 （目标产业规模 50 万亿日元）；首部 AI 专项法（2025 年 5 月） | 半 导 体（Rapidus 2nm）、量子技术、海底光缆、卫星 | 全球首部经济安全综合立法；追求产业链不可替代地位 |
| 韩国 | 战略性追赶与引领转型 | 2025 年R&D 预算 24.8 万亿韩元（创新高）；量子科技综合培育计划；半导体产业集群建设愿景（至 2047 年） | AI 芯片、生物技术、量子科技、6G | 制定首个量子科技综合培育计划；与美达成科技合作备忘录 |
二、未来产业的全球竞争态势
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已将未来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法律制度、资金投入、机构改革、联盟构建等多个维度展开系统布局，围绕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全球竞争日趋激烈（见表 1）。
美国采取“立法驱动 + 机构改革”双轮策略。2022 年生效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 527 亿美元补贴半导体制造，授权大规模支持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制造、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新设“技术、创新与伙伴关系”（TIP）理事会，强化科研成果向产业的转化。与此同时，美国持续扩展 ARPA 系列高风险研发机构体系—涵盖国防（DARPA）、能源（ARPA-E）、健康（ARPA-H，2024 财年拨款 15 亿美元）等领域，聚焦颠覆性技术突破。通过立法锁定投资方向、重塑科研资助体系、强化产学研转化链条，美国力图巩固“基础研究 + 颠覆创新”双重领先优势。进入 2025 年，OpenAI、软银、甲骨文等企业宣布启动“星际之门”（The Stargate Project），拟在未来 4 年投资 5000亿美元建设全美 AI 算力基础设施，特朗普政府予以公开支持；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转向“轻监管促竞争”路线，对华技术管控则持续收紧。
欧盟坚持“开放的战略自主”路线。 “地平线欧洲”计划 7 年预算达 955 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多边科研合作框架之一，重点聚焦绿色转型、数字转型及经济安全；《欧洲芯片法案》计划撬动 430 亿欧元提升半导体自主供应能力；欧洲创新理事会则专项扶持“深科技”初创企业。在最新发布的《地平线欧洲 2025—2027 战略规划》中，欧盟明确将“开放的战略自主”贯穿于各大战略方向，并积极吸纳韩国等盟友加入。其核心策略是在保持开放合作的同时谋求关键技术领域的主导权，走出了一条有别于美国的“自主与开放相平衡”的路径。《人工智能法案》于 2024 年 8 月生效，相关规则分阶段适用，大部分规则将于 2026 年 8 月 2 日正式施行，同时发布《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 AI 人才培育，部分配套实施工具仍在持续完善中。
日本将未来产业与经济安全保障深度绑定。2022 年出台全球首部经济安全保障综合立法，涵盖关键物资供应链、基础设施防护、先进技术研发、专利情报保护四大领域。投入巨资重振半导体产业（支持 Rapidus 联合 IBM 开发 2 纳米芯片，目标 2027 年量产），先后制定多部量子技术发展战略（目标 2030 年培育 1000 万量子技术用户、量子产业规模达 50 万亿日元），2025年更新行动计划新增海底光缆、卫星、火箭等方向。其战略特色在于同时追求“战略自主”与“战略不可或缺”，力求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关键位置。2025 年5 月，日本通过首部专门 AI 法律，并将 AI、量子技术、生物技术、半导体列为五年内重点激活的战略领域，同时，加快推进国际标准化战略布局。
韩国力图转型为引领型研发体系。2025年政府 R&D 预算增至 24.8 万亿韩元（创历史新高），集中投向 AI 芯片、生物技术、量子科技三大“改变游戏规则”的方向，其中 AI 领域政府投入首次突破 1 万亿韩元。韩国还制定首个量子科技综合培育计划，设定 2035 年培养 1 万名量子专才、发展 2000家量子企业的远景目标，并与美国达成广泛的科技合作备忘录，深化 6G、量子、AI 等领域联合研发。2025—2026 年，韩国政府将 AI 与半导体列为优先发展方向，提出到 2047 年约 700 万亿韩元规模的半导体产业集群建设愿景，并持续加快量子计算和 AI芯片等领域的政策布局。
综观各国对未来产业的布局，全球竞争格局呈现四个突出特征：一是政府深度介入，通过立法和规划提供明确方向引导与大规模资金支持；二是赛道高度聚焦， AI、量子、生物技术、清洁能源、6G 成为各方共同角逐的重点领域；三是机制持续创新，“里程碑式”资助、“悬赏攻关” 等新型研发组织模式不断涌现；四是竞争与合作交织并存，科技联盟与技术管制同步推进。与之相应，2025—2026 年间各主要经济体的竞争烈度进一步升级，AI 基础设施投资、监管规则制定和技术联盟构建的三条主线同步提速，未来产业全球竞争已进入全面加速阶段。面对这样的全球态势，我国需增强紧迫意识，加快拓展战略空间。
三、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基础与比较优势
客观而言，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并非从零起步，而是拥有较为坚实的发展基础和若干独特优势。
其一，关键领域技术储备优势持续巩固并扩大。在量子信息领域，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2013—2023 年全球量子计算发明专利申请量中，我国约占 39%，高于美国的 28%，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方面，据媒体报道，截至 2025年 7 月，全球已发布约 3755 个大模型，其中我国发布 1509 个，占比约 40%，数量已位居全球第一。在人形机器人赛道上，官方数据显示，2025 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已超 140 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过 330 款。在氢能领域，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制氢国，据媒体报道，截至 2024 年底，全国氢气年产能已超过 5000 万吨，全年产量超过 3650 万吨，均位居世界首位。在 6G通信领域，《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5》显示，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的 40.3%，位居世界第一。总体来看，从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到氢能与 6G 通信等未来产业核心赛道，我国在技术积累、专利布局和产业化推进方面的优势持续巩固并扩大，正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
其二，超大规模市场提供了独特的场景优势。14 亿多人口的市场优势与人才资源，赋能并强化了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使新技术更易找到落地场景并实现快速迭代。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起步到全球领先、光伏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充分印证了我国市场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的强大牵引力。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大规模的试验场景和上下游协同配套，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综合条件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丰富的应用场景不仅能牵引技术走向成熟，还可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加速未来产业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
其三，央地联动的政策体系正加速形成。国家层面，新近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从国家发展全局层面明确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部署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概念验证中心和未来产业先导区等创新载体；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则从年度工作层面进一步强调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央企国企带头开放应用场景，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布局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方向；科技部批准 10 家未来产业科技园试点；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 AI 四个方向的 “揭榜挂帅”创新任务。地方层面，深圳聚焦合成生物、空天技术等八大方向；上海规划到 2030 年形成 5 个世界级未来产业集群；北京侧重 AI 大模型和医药健康；合肥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耕量子科技。从中央到地方，一张纵横交织、层次分明的政策网络正在逐步成型。
其四，体制优势与人才布局为赶超提供支撑。新型举国体制在多学科协同攻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组织优势。教育部已在 13 所高校增设量子信息科学专业，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前沿平台正加速建设。此外，我国积极参与 ITER 核聚变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在全球标准制定中争取话语权，国际科技合作网络不断拓展。
四、培育未来产业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在充分肯定发展基础的同时，也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四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第一，“原始创新不足” 与“应用场景丰富”之间的矛盾。2024 年我国全社会 R&D 经费达 3.61 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约 2500 亿元，占比约为 6.9%，虽较上年有所提升，但与美国联邦研发预算中基础研究的占比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导致源头技术供给薄弱，“卡脖子”问题在光刻机、核心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领域依旧突出。与此同时，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和高度多元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的大规模试验和快速迭代提供了广阔土壤，但这种强大的市场牵引力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供给侧原始创新的不足—庞大的市场容量能够容纳次优技术方案，客观上滋生了“拿来主义”的路径依赖。部分领域 “重应用、轻基础”倾向明显，企业偏重应用层创新和产品快速迭代，而对基础算法、基础材料和底层工艺投入不足。这一结构性失衡潜藏深层风险：一旦外部技术封锁加剧，应用端的繁荣表象之下就可能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局。
第二，“长周期培育”与“短周期考核”之间的矛盾。未来产业往往需要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方能实现产业化，但地方政绩考核体系倾向于追求短期成效。目前，一般股权和创投基金存续期多在 5~7 年，人民币创投基金通常不超过 10 年，多数仅有 7~8 年，与硬科技项目动辄十年以上的培育周期严重错配。国内创投机构和基金在 2011—2020年间集中设立，当前不少基金陆续进入存续期后半程，面临集中退出和到期压力。耐心资本的匮乏导致一些硬科技项目中途夭折或被迫提前退出。此外，一些地方仍存在为争抢“风口”而重复投入的问题。急功近利的氛围不利于未来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第三，“全球协同”与“技术封锁”之间的矛盾。未来产业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和标准规范具有很强的全球性质，量子信息、核聚变、基因编辑等领域的突破离不开国际协作。然而受地缘政治影响，我国在高科技领域正面临日趋严峻的技术封锁和“脱钩”压力。美国已将高端 GPU 芯片、先进 EDA软件、光刻机等关键技术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并持续扩大“实体清单”制裁范围，将我国 AI、大数据、高性能计算等领域的企业和研究机构纳入其中。这一外部环境使得我国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获取前沿资源面临障碍，部分跨国科研合作项目受到掣肘。与此同时，AI 伦理、数据跨境流动、基因编辑安全等新兴技术治理规则正在全球酝酿，若我国被排斥在规则制定之外，未来可能出现我国与美西方“两套技术标准体系”并行的格局，这将显著抬升我国未来产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门槛。如何在开放创新与自主安全之间寻求平衡，是必须直面的重大战略课题。
第四，“集中攻关”与“分散布局”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布局生物医药、类脑智能、氢能和量子信息等产业的不在少数，热门产业在地方呈现“处处开花”的态势。各地应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不能“拿一个模子去套”。目前，在未来产业布局方面，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城市已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布局，但仍有部分地区在缺乏基础条件的情况下盲目跟风，增加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风险。如何在全国一盘棋框架下优化空间布局，既发挥集中攻关的牵引作用，又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差异化发展，是亟须统筹解决的问题。
五、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战略路径
面向“十五五”乃至 2035 年远景目标，破解上述结构性矛盾需要从系统层面统筹施策。科技底座提供源头供给，场景牵引加速应用迭代，生态构建提升系统竞争力，制度保障营造稳定环境，国际合作拓展资源与市场。这五个层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唯有多维联动、协同推进，方能有效化解结构性矛盾（见图 1）。
图 1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五维协同战略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夯实科技底座，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应切实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力争将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经费比重逐步提升至 15% 左右。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布局一批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和概念验证中心，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战略必争领域实施长周期研发计划，打通从科学发现、原理验证到工程放大的关键环节。借鉴美国 NSF“未来产业研究所”模式，通过学科交叉和科教融通等方式孕育颠覆性技术。完善“揭榜挂帅”机制，面向技术瓶颈集聚优势攻关力量。比如合肥市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揭榜—攻关—转化”全流程服务，已帮助 200 多家企业攻克关键技术，这一模式值得推广。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芯片装备、核心器件、操作系统等关键薄弱环节集中力量实施专项工程。同时，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设立国家战略性耐心资本引导基金，延长政府产业基金存续期，引导长期资本进入前沿领域。
第二，强化场景牵引，以应用验证驱动技术迭代。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比较优势，建立“原型验证—规模试验—商业转化”三级递进的场景试验机制。衔接“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的部署，并落实 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由央企国企带头开放应用场景的要求，将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城市公共平台和重大工程项目纳入场景开放清单，形成首试首用首购相互衔接的制度安排。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已从 160 平方公里扩展至 600 平方公里并实现商业化运营，为“场景驱动”模式提供了有益范例。类似机制可向智慧医疗（AI 辅助诊断试点）、智慧能源（分布式能源互联试点）、元宇宙应用等领域推广。政府应适时出台场景开放清单和容错监管措施，推动技术创新与监管创新同步演进。我国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有望成为催生未来产业领军企业和行业标准的重要策源地。
第三，构建产业生态，促进集群化与协同化发展。在空间布局上应强调差异化定位，避免同质竞争。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学研联盟，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大型企业开放场景和资源，中小企业贡献创意和技术活力，形成共生共荣的创新网络。同步建设人才特区、算力基础设施、标准测试平台等，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共享机制，营造技术、人才、资本、市场高效循环的产业创新生态。
第四，完善制度环境，壮大耐心资本。制度供给须与技术发展节奏相适应。在技术萌芽期推行“监管沙盒”机制，允许在可控范围内进行试错探索；在成长期适时调整监管规则，避免“一管就死”或“一放就乱”。针对耐心资本不足的问题，应延长政府引导基金存续期，引导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等长线资本进入未来产业领域，支持发行未来产业专项债，对战略意义重大但风险极高的项目设立“探索研究基金”，建立容错机制。同时，要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推动政府投资基金率先发挥耐心资本作用，形成覆盖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长期资本接续机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畅通科创板、北交所等退出渠道，改善硬科技企业融资环境。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破除“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导向，切实保障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获得相应的认可和回报。对未来产业新产品新服务，政府采购和首台（套）应用应给予倾斜支持。要以制度的确定性对冲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为创新主体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第五，深化国际合作，推进标准共建与开放协同。在 6G、AI 伦理、数据安全、碳治理等关键领域，鼓励国内龙头企业和学术团体在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ITU（国际电信联盟）、IEEE（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等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主动参与并牵头国际标准制定，提升规则话语权。积极拓展双多边科技合作，可探索发起“未来产业国际大科学计划”，与相关国家在核聚变、气候工程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在深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合作的同时，针对对华技术限制较严的领域，可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合作，拓展合作网络。支持企业在海外设立联合研发中心，同时吸引国际知名机构在华建立创新基地。可倡议成立“未来产业治理国际论坛”，推动就 AI 安全、数据治理、基因伦理等共同关切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在开放合作中增强自身竞争力。
六、相关政策建议
上述战略路径的落地，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教育等多层面协同施策，形成政府远近结合谋划、企业充当创新主力、科研教育提供源头活水、要素充分保障的政策生态系统。为此提出如下重点建议。
政府层面。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未来产业发展协调机构，统筹战略规划、政策出台和项目布局，制定《未来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2035）》，明确重点方向和阶段目标。同时，将“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概念验证中心、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纳入国家统筹布局。建立未来产业项目准入评估机制，对各地重大项目进行必要性论证，防止一哄而上。二是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围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推动政府投资基金做耐心资本等最新部署，设立未来产业创新专项资金和国家引导基金，在财政科技计划中单列未来产业方向，对“从 0 到 1”的前沿项目给予长周期支持；对研发投入实施更高比例加计扣除，对首台套应用给予增值税减免。三是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快出台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数据安全等领域法律法规，建立未来产业标准化工作组，抢占国际规则制定先机；并衔接“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生物医药、智能驾驶、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立法的部署，针对不同成熟度的新兴技术分类施策，允许自动驾驶、无人机等在特定条件下先行先试。
企业层面。一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骨干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通过产业基金、孵化器、联盟等方式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中小企业应聚焦细分领域走“专精特新”路线，在关键零部件、材料、软件等环节争做 “隐形冠军”。二是深化产学研合作。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共同承担国家科研任务，促进科研人员与企业人才 “双向流动”。三是积极拓展国际业务。有条件的企业应在全球布局研发与市场，将我国技术方案推广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新兴市场，在国际标准和行业组织中提升话语权。
科研与教育层面。一是优化学科布局。高校应新设或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如“人工智能 +X”、量子科学技术、生物制造工程等专业，统筹增设面向集成电路、氢能技术、脑科学等领域的硕博学位点。二是改革培养模式。推进产教融合，鼓励高校与企业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共建实训平台；可实施“未来产业菁英计划”，选拔优秀学生赴国际一流机构访学。三是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优化职称评价体系，对创办高新企业、解决工程难题的科研人才予以认可，让更多兼具技术与市场能力的人才活跃在创新一线。
要素保障层面。在财税金融方面，支持金融机构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创新债券等产品，试点科技保险对研制失败给予部分补偿，对进入关键产业链的未来产业企业给予上市绿色通道。在人才引育方面，实施更加开放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同时设立未来产业青年人才专项，每年支持一批 35 岁以下科技英才开展前沿研究。在法治保障方面，加强高价值专利和商业秘密保护，建立技术影响评估制度，对可能带来伦理风险的新技术提前进行法律评估，确保监管与时俱进。
“十五五”规划纲要和 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继发布，标志着我国未来产业布局已从方向性倡导阶段进入系统化部署和年度化推进阶段。未来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战略远见与制度执行力的竞争。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节点上，唯有科技攻关、场景牵引、生态构建、制度完善与国际合作多维联动，方能将我国的技术储备和市场优势转化为持久竞争力。成功者先计于始，下好先手棋、赢得战略主动权，未来产业必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新动能。
（魏际刚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超系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