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海（北京城市学院）
摘 要：“十五五”时期将是我国低空经济由政策驱动向机制驱动、由“示范运行”向“常态运行”转化的决定性阶段。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建立起“长期可运行、风险可控、模式可复制”的制度与商业基础。本文围绕市场规模、需求结构层次、产业生态演变态势、基础设施建设、安全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及政策取向等维度，对低空经济 2026 年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判。本文认为，低空经济将逐步形成以“龙头主导—需求牵引—技术赋能—生态协同—制度保障”为特征的发展范式，并以“五网合一”为基础设施基石，推动产业发展在 2026 年后进入“质效跃升”的新阶段，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关键词：低空经济；龙头驱动；需求结构；新质生产力；政策前瞻
低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形态，正处于从政策赋能向市场主导、从试点示范向体系化运行转型的关键阶段。随着《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相继落地，行业规则边界逐步清晰，市场主体行为预期趋于稳定。与此同时，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和组织功能持续强化，正成为推动低空经济产业由“点状突破”走向“系统扩张”的关键引擎。
一、市场规模：进入加速扩张期
从市场规模演进轨迹看，我国低空经济已由早期培育阶段进入加速扩张期，并呈现出由政策驱动向机制驱动逐步过渡的结构性特征。CCID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2024 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由 2800 亿元左右增长至 6800 亿元左右，四年间实现倍增式扩张。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市场规模继续保持约 30% 的增长水平，但增速未再显著抬升，表明低空经济正在由“高弹性扩张期”向“理性增长期”转换。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已不再单纯依赖新增项目数量或政策刺激强度，而愈发取决于运行机制的稳定性、应用场景的可复制性以及制度环境的系统适配能力。这一变化，意味着低空经济开始显现出由“规模扩张优先”向“质量与效率并重”转型的早期信号。
从发展阶段判断，当前低空经济正处于由“项目驱动”向“体系化发展”演进的关键窗口期。一方面，市场容量的快速扩张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低空经济已具备纳入宏观经济结构性增长框架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增速边际变化也反映出，单纯依靠政策加码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正在接近阶段性上限，亟须通过制度优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其向更具内生动力的发展模式转型。
市场规模数据所揭示的并非简单的“快与慢”问题，而是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正在发生深层转换。能否顺利完成由“速度导向”向“机制导向”的跨越，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低空经济在“十五五”时期的真实成色及其对宏观经济的长期贡献。
二、需求结构分层：应用场景由公共属性向市场属性过渡
低空经济的需求释放并非同步展开，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层级差异。从当前实践来看，发展低空经济的核心约束并不在于技术是否“可用”，而在于不同应用场景对成本、效率与安全风险的容忍边界存在系统性差别。这些差别促使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开始出现由公共属性向市场属性逐步过渡的演进轨迹。
一是具有明显公共属性的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处于需求底层，主要集中在应急救援、灾害监测和医疗转运等领域。这类场景对飞行安全和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极高，商业回报相对有限，但具备稳定的财政支持和公共治理需求。从多地推进情况看，这一层级的现实意义并不在于形成规模化市场，而在于为低空基础设施和运行体系提供“高标准试运行”的制度环境。通过持续运行，相关规则、技术和组织能力得以反复校验，为后续应用扩展奠定基础。
二是城市治理领域构成低空经济由公共托底走向准市场化运行的关键过渡层。市政巡检、交通监测和生态监管等场景应用的经济逻辑更接近“以技术替代人工”，通过降低单位治理成本来提升城市运行效率。这类需求通常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释放，既具备一定支付能力，又对运行稳定性和成本控制提出明确要求，是低空经济走向常态化运行的重要支撑点。
三是产业服务需求构成低空经济较为稳定的纵深空间。比如，能源巡检、农林植保和矿产勘测等场景应用，其目标在于提升传统产业运行效率，付费逻辑相对清晰，具备较强的可复制性。从已有实践看，这一领域更可能率先形成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为低空经济提供持续、可预期的市场需求。
四是真正决定低空经济能否进入规模化扩展阶段的，是位于上层的民生和商业服务需求，包括即时物流、低空通勤和文旅体验等场景应用。这一层级对运行效率、航线密度和单位成本高度敏感，其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期基础设施布局和运行规则的成熟程度。从现阶段看，该类需求仍处于逐步验证阶段，但其释放节奏将直接影响低空经济的市场边界。
从总体结构分析，需求结构的分层特征决定了低空经济发展不宜采取“一步到位”的全面铺开策略，而更适合沿着“公共服务—城市治理—产业应用—商业服务”的路径渐进推进。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通过同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场景运营，逐步形成连接供给能力与需求拓展的关键节点，推动低空经济由试点探索迈向稳定运行。
三、产业生态演化态势：龙头企业主导产业生态构建
2026 年，低空经济产业生态的结构化升级特征将愈发明显。凭借技术、资金、场景等资源优势，龙头企业将成为打通低空经济相关产业链断点、整合创新要素、推动规模化落地的关键枢纽，形成“龙头企业主导生态构建、创新企业填补细分赛道、科研机构支撑技术突破”的协同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不同区域通过协同布局低空产业链，优化资源配置与场景互补，实现跨区域创新与产业联动，将为全国低空经济的高效发展提供制度化和空间化支撑。
从产业链上游看，龙头企业将通过战略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牵引无人机飞控系统、导航传感器、动力电池等核心零部件企业开展技术攻关，突破高可靠度飞控芯片、长续航动力电池等瓶颈技术。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重作用下，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有望进一步提高，为低空装备体系的自主可控奠定基础。在产业链中游，龙头企业将通过整合整机制造、飞行服务、运维保障等环节，打造标准化、模块化的低空飞行器产品体系，覆盖多旋翼无人机、固定翼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等多类型装备，满足不同场景应用需求。在产业链下游，龙头企业将牵头搭建场景应用平台，向下游客户输出“硬件 + 软件 + 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推动应急救援、医疗转运、智慧物流等场景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复制。
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龙头牵头—多元共建—金融赋能”的系统化阶段
“要想通，先筑基”，低空基础设施是低空经济落地的物理保障，包括起降设施、能源供给站、通信网络、导航系统等，共同构建起低空运营的“核心架构体系”。商业化的低空应用场景必须具备覆盖广、可靠性高、智能化的基础设施网络。2026 年我国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将迈入“龙头牵头—多元共建—金融赋能”的系统化阶段，以“五网合一”为框架，推动基础设施从碎片化布局向标准化、智能化、金融化转型。基于政策指引，我国将建设由“服务—航线—智联—设施—管理”五个维度构成的基础设施体系（见表 1）。同时，通过区域协同规划与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低空网络在城市群和跨省区的高效覆盖，为全国低空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空间支撑。
表 1 “五网合一”低空基础设施体系
| 基础设施网络 | 核心功能 | 预测 2026 年目标 |
| 低空空域网 | 飞行服务保障、运行监控、气象支撑、应急救援 | 建成省级—区域级飞行服务站协同体系 |
| 低空飞行航线网 | 航线规划编制、可视化标识、运行标准化 | 在城市群形成稳定运行的航线走廊网络 |
| 低空智联网 | 空域感知、目标识别、通信支撑、智能调度 | 实现北斗—AI—5G/6G 深度融合应用 |
| 低空基础设施网 | 起降组织、停靠服务、能源与物资补给 | 构建“分布式—点状—网络化”设施体系 |
| 低空管理网 | 运行监管、数据治理、风险预警与处置 | 推出飞行数字身份与区块链信任机制 |
低空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边界，形成“政府定规则、龙头企业强技术、市场化运行”的分工格局。政府侧重统一空域管理规则、飞行审批流程和安全监管框架，统筹低空飞行服务平台、航线布局和技术标准；龙头企业则作为技术供给和运营组织主体，承担信息系统研发、通信感知网络建设、起降设施运营及运行管理工具供给，推动基础设施向标准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演进，低空基础设施正从分散布局转向系统集成，政府通过规划引导和制度设计，保障空域配置和公共安全；龙头企业依托 AI、5G-A、北斗导航和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低空运行的实时感知、可视化调度和风险管控能力，为高密度、常态化飞行提供基础条件。
在投融资机制上，低空基础设施投入将逐步由财政主导转向市场化、多元化投入。 “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产业基金 + 低空资产证券化（ABS）”的复合融资模式，使基础设施建设从一次性投入转向可持续运营，显著提升网络扩展能力。实践中，重庆、安徽、内蒙古等地在龙头企业牵引下，已形成以起降点网络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投资闭环，为规模化运行奠定基础。
五、安全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向全过程风险管理演进
安全是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性约束，必须正视低空经济发展中的客观现实和安全风险边界，任何技术或管理疏漏均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从结构上看，当前低空经济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于三类。第一，空域容量配置与基础设施布局之间的不匹配，容易在高频运行场景下引发航线冲突和调度失序；第二，产业快速扩张背景下，部分环节在适航标准、设备可靠性和运维能力方面存在短板，叠加供应链拉长，质量与技术风险上升；第三，在“地—空—数”一体化运行体系中，飞行数据、指挥调度和平台系统高度依赖网络连接，数据泄露、系统攻击和算法失效等网络安全风险成为新的不确定因素。
风险结构的变化，倒逼低空安全治理模式转型。传统以事后审批和行政管制为主的监管方式，已难以覆盖高频、多主体、跨区域运行的新特征。实践中，龙头企业正在由被监管对象转变为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一方面，龙头企业通过融合北斗高可靠导航、通感一体通信、智能感知与数字孪生空域等技术手段，提高低空运行的可感知性、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另一方面，深度参与飞行主体信用管理、运行规则设计和数据分级使用机制建设，推动安全治理由被动响应向全过程风险管理演进。
需要指出的是，安全治理仍存在若干 “硬约束”，短期内难以通过制度或管理手段完全消解，比如电池能量密度限制、复杂低空气象条件等。这些因素客观上决定了低空经济商业化运行的节奏与上限，也要求政策制定者保持理性预期，避免过度透支安全冗余。
在此背景下，制度与资本的协同配置成为低空安全治理的重要支撑。对于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政策重点已由普惠式扶持转向结构性、规则型引导，其核心在于构建 “规划—标准—模式”相互支撑的治理框架。一方面，通过完善飞行服务站、通航机场、无人机起降点以及通信与监视网络的技术标准，为社会资本提供清晰的建设边界和可量化的收益预期；另一方面，综合运用 TOD、特许经营、基础设施 REITs和低空经济资产证券化等工具，叠加定制化保险机制，形成可持续的投融资与风险分担体系。
同时，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的协调作用，加快推进通信、导航、监视、气象、运行规范及新型垂直起降设施等团体标准建设，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推动跨平台、跨区域互联互通，为低空经济由“可控开放”走向“安全运行”奠定制度基础。
六、政策取向：转向解决“稳不稳、久不久、能否复制”
2025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低空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试行）》，首次在国家统计体系中对低空经济作出系统界定。这一制度性安排的意义，不仅在于统计口径的统一，更在于为低空经济从“概念导入”迈向“政策落地”提供了“可观测、可评估、可对标”的基础条件。这意味着低空经济正在由探索性布局阶段，进入“有标可依、统计可测、路径渐明、有规可治”的新阶段。
综合制度演进、市场反馈与运行约束等多重因素判断，低空经济正在由“政策动员和试点扩展”阶段，迈入以“规则成形、机制稳定和能力兑现”为主要特征的关键过渡期。“十五五”时期的低空经济发展，其核心不在于规模指标的持续放大，而在于低空运行体系能否实现从“具备飞行能力”向“可常态运行、可跨区域复制”的结构性跃升。
从经济运行逻辑看，低空经济并非单一产业扩张过程，而是一项高度依赖制度、技术与治理协同的系统工程。早期依靠政策激励和资本前置投入形成的增长模式，已显现边际效应递减特征。未来低空经济发展动能将更多取决于三项基础条件的耦合程度：一是空域资源配置的精细化水平，二是运行规则和技术标准的成熟度，三是安全治理体系对高频运行和多主体参与的承载能力。在这一框架下，空域不再只是“是否开放”的问题，而是决定运行效率和商业可行性的关键生产要素；规则不再是行政审批工具，而是影响商业模式成败的制度变量；安全不再是被动约束，而是决定产业扩展上限的结构性条件。
从空间格局看，低空经济的发展将呈现明显的分层推进和区域分化特征。具备制造基础、空域条件和治理能力的地区，有望率先进入稳定运行与局部商业化阶段，形成可验证的航线组织模式和现金流结构；而更多地区仍将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准备阶段。这种不均衡并非发展失序，而是低空经济作为“制度—技术—市场”高度耦合型产业的内在结果，也决定了其不宜采取全面铺开的推进策略。
从政策取向看，“十五五”时期低空经济治理的核心任务，应由推动“有没有”转向解决“稳不稳、久不久、能否复制”。政策重点不在于持续抬升规模指标，而在于通过制度化安排明确运行边界、稳定市场预期、压实安全责任，为市场主体形成中长期投入和技术迭代提供确定性环境。低空经济能否真正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其是否完成从“试点逻辑”向“运行逻辑”的实质转变。
需要强调的是，“十五五”时期将是我国低空经济由政策驱动向机制驱动、由“示范运行”向“常态运行”转化的决定性阶段。其成功与否不取决于飞行频次或技术展示，而取决于是否建立起“长期可运行、风险可控、模式可复制”的制度与商业基础。唯有在市场机制、空域治理、政策体系、技术进步与安全底线之间形成稳定结构，低空经济才能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阶段性政策热点。
展望 2026 年，我国低空经济将迎来规模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先行先试经验的全国推广，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将持续深化。在核心技术创新与多元化应用场景深度耦合的双轮驱动下，低空经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将全面提升，加速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极，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稳定且强劲的新动能。
（作者系北京城市学院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