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天含 隋福民 许默焓（辽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 要：未来农业产业体系构建是在大农业观与大食物观视阈下以新质生产力为根本驱动的深层次系统性变革，其核心要义体现为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资源与产业边界。这要求政策制定需脱离传统的框架修补，转向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内核、产业融合为形态、数据要素为驱动、绿色发展为底色的全新政策支持体系。
关键词：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未来农业；新质生产力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化体系转型的重要时期。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与粮食安全战略持续巩固的背景下，大农业观与大食物观逐步被确立为指引农业发展的核心思路。大农业观突破传统上仅聚焦于种植、养殖等单一环节的局限，倡导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实现深度融合，进而构建结构多元、功能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系统。大食物观则着眼于民众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需求，在保障总量供给的基础上，着力提升食品的质量安全与营养健康水平。在此进程中，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重构农业产业架构、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一、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大农业观与大食物观的时代内涵
大农业观是顺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的新型农业发展理念，其时代内涵体现为农业的生产、生态、生活相融合的发展导向。从生产维度看，大农业观突破了“以粮为纲”的传统思维，涵盖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全产业链环节，强调各产业间的协同联动；从生态维度看，大农业观注重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从生活维度看，大农业观以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需求为目标，推动农业功能向休闲观光、文化传承、健康养生等延伸。在实践中，大农业观要求打破部门壁垒与产业分割，构建“农业+”的多元发展模式，提升农业的综合效益与竞争力。
大食物观的核心在于树立“食物供给多元化”的理念，其时代内涵聚焦于构建全面统筹的食物安全保障体系。从空间上，统筹利用耕地、草原、森林、海洋等各类资源，开发多元食物来源，实现“向耕地要粮食、向草原要肉奶、向海洋要蛋白”；从供给上，注重谷物、蔬菜、水果、畜禽、水产等各类食物的均衡供给，满足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从保障上，强调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协同管控，确保食物从田间到餐桌的质量安全。当前，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大食物观更加强调食物的营养健康属性，推动食物供给从“吃饱”向“吃好”“吃健康”转变。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构成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智能装备等为关键支撑，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发展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其内涵体现为：一是技术创新的突破性，聚焦种业、农机装备、智能控制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二是要素配置的高效性，推动数据等现代要素与传统农业要素的深度融合；三是发展模式的创新性，催生智慧农业、循环农业、共享农业等新型业态。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通过农业科技创新突破生产潜力瓶颈、优化土地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完善制度与市场体系，显著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单位土地面积粮食产出效率提升。通过数据赋能提升农业产业运行效率，培养高素质农民和农业技术人才，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文旅融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农业产业体系重构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对农业产业体系的重构作用是从要素、结构、功能三个维度递进演变的。一是在要素升级维度，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一方面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质量跃迁，另一方面培育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促成要素配置模式从传统的要素主导型向创新要素驱动型转变，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提升了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精准度与效率，智能装备的规模化普及则有效降低了对传统劳动力的路径依赖。二是在结构优化维度，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产业突破单一农业生产的局限，向第二、三产业融合的复合型结构转型。借助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攀升与供应链完善，促进农业与加工业、服务业的深度耦合，构建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范式，推动农业内部各产业间的协同发展，优化种养结构、品种结构与区域布局，增强产业系统整体竞争力。三是在功能拓展维度，新质生产力促使农业功能从传统的单一经济主导向“经济—生态—社会功能协同共生”演进，农业不仅承载食物供给的核心经济功能，还通过绿色发展实践发挥生态环境保护效能，借助休闲农业、农耕文化传承等业态拓展社会服务功能，最终构建契合大农业观与大食物观内涵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二、大农业观与大食物观指导下的农业产业体系发展
（一）现阶段农业产业体系的实践成效
在大农业观与大食物观的指导下，我国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从产业规模看，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壮大。据媒体报道，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超10万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99万亿元；截至2024年12月，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61:1。
从食物供给能力看，2024年粮食产量突破1.4万亿斤，连续10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5%，比2019年提高7.5个百分点，食物供给的多样性与安全性显著提升。
从产业融合发展看，“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农业与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产业融合加速，涌现出一批休闲农业示范点、农业产业强镇等融合发展载体。同时，区域农业产业布局不断优化，形成了东北粮食主产区、华南热带作物区、西北特色农业区等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带，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初步探索
我国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已开展诸多有益探索，智慧农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在智能装备应用方面，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升。据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7月，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自动驾驶拖拉机等智能装备在粮食主产区得到广泛应用。例如，黑龙江垦区通过推广无人插秧机、无人收割机等方式，实现了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管理，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在数字农业领域，各地积极搭建农业数据平台，推动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辽宁省拥有国家数字农业应用基地5个，省级智慧农业应用基地65个，涵盖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多个领域，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提供了多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农业应用经验模式。数字农业产业园，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对蔬菜大棚温湿度、光照等环境因素的实时监测与智能调控。
此外，生物技术在种业领域取得突破，一批优质高产的农作物新品种相继培育成功，为粮食增产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面临的核心挑战与制约瓶颈
尽管我国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核心挑战与制约瓶颈。
在技术层面，农业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仍存。高端农机装备过度依赖进口；西南山区等地因地形复杂、地块零散，难以找到好用的农机；种业领域部分高端技术受制于人；农业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布局滞后，规模化、产业化应用距离较远，关键技术仍需突破。
在要素层面，农业数据要素开发利用存在障碍，“数据孤岛”现象严重。农业数据具有地域性、季节性、多样性和周期性等特点，导致各子系统数据填充和模型训练不足，制约人工智能模型的高效演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等制度不完善，数据共享的卡点、堵点较多。
在生态层面，农业绿色发展面临压力。部分地区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农业废弃物利用率不高，农业面源污染较重等问题仍然存在。此外，农业产业融合深度不足，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的问题尚未根本改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农业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路径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农业产业体系构建，应以大农业观与大食物观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生产智能化、产业融合化、要素数据化、发展绿色化”为基本路径，构建“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总体目标是到2035年，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大幅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持续优化，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水平全面升级，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产业集群，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从四方面发力。一是要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既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又要完善配套制度保障；二是要坚持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在提升产业效益的同时坚守生态底线；三是要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协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四是要坚持区域统筹与特色发展协同，优化全国农业产业布局，推动各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一）以生产智能化为基础，重塑农业生产环节
生产智能化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支撑，需从智能装备研发、精准农业应用、智慧供应链建设三方面发力。在智能装备研发上，针对不同区域农业生产特点，分类推进农机装备智能化升级。对于东北平原等大型农场，重点研发大型智能联合收割机、无人播种机等高端装备；对于西南山区，加快研发小型化、轻便化、多功能的智能农机，解决“无机可用”问题。同时，突破农机装备核心零部件技术，提高国产化率，降低对进口的依赖。在精准农业应用方面，推广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实现“精准播种、精准施肥、精准灌溉、精准植保”。例如，通过土壤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养分状况，结合作物生长模型，实现变量施肥；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技术监测作物长势，及时防治病虫害。在智慧供应链建设上，构建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智能化追溯体系，整合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数据，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同时优化仓储物流布局，推广智能分拣、冷链物流等技术，降低流通损耗。
（二）以产业融合化为方向，延伸农业价值链条
产业融合化是提升农业附加值的关键路径，需着力延伸价值链、拓展新业态、培育新主体。在延伸价值链方面，大力发展生态养殖，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开发功能性食品、保健品等高端产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例如，围绕粮食加工，发展淀粉糖、变性淀粉、功能性蛋白等深加工产品；围绕畜禽养殖，发展低温肉制品、生物制品等。同时，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在拓展新业态上，推动农业与休闲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电子商务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开发农耕体验、田园观光、民俗文化等产品；培育农业文创产业，将农业元素融入设计、动漫、影视等领域；壮大农村电子商务，搭建农产品线上销售平台，畅通农产品上行渠道。在培育新主体方面，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产业链整合等方式做大做强，发挥其在产业融合中的引领带动作用。
（三）以要素数据化为驱动，优化产业运行效率
要素数据化是释放农业新质生产力潜能的重要抓手，需重点推进数据确权、数据共享、数据应用。在数据确权方面，加快完善农业数据产权制度，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归属，探索建立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保障数据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规范数据交易行为，培育农业数据交易市场，推动数据资源有序流通。在数据共享上，由国家数据局、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农业数据标准，构建全国一体化农业数据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现象。整合农业生产、资源环境、市场流通、科技推广等各类数据资源，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数据互联互通与共享共用。在数据应用方面，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与应用，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农产品市场供求趋势，为生产经营决策提供支撑；开发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实现对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智能化管控，提升产业运行效率。
（四）以发展绿色化为底色，保障产业永续发展
发展绿色化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需从生态保护、循环利用、绿色标准三方面推进。在生态保护上，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轮作休耕、测土配方施肥等绿色生产技术，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农膜回收利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同时，统筹利用各类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在循环利用方面，构建农业循环经济体系，推动“种养结合、粮经轮作、农牧循环”等模式发展。例如，推广“稻渔共生”“林下经济”等生态种养模式，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建设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设施，将秸秆、畜禽粪污转化为有机肥、沼气等，提高资源利用率。在绿色标准体系建设上，完善农业绿色生产标准、产品质量标准和检测认证体系，加强绿色农产品认证管理，引导企业按照绿色标准组织生产，培育绿色农产品品牌，满足消费者对绿色安全农产品的需求。
四、构建支持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科技创新精准支持政策
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构建稳定的增长机制，推动财政农业科技支出占农业总支出的比重逐年提升。针对种业、农机装备、智能控制、绿色低碳等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瓶颈，通过实施国家农业科技重大专项，整合优势资源开展集中攻关。支持农业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搭建创新合作平台，加快科技成果向实际生产转化。在人才培养方面，需完善农业科技人才政策体系，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与创新团队；同时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造就高素质农民及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同时，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能。此外，落实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机制，鼓励科研人员通过技术入股等方式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共享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收益。
（二）优化产业发展系统引导政策
制定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规划，明确产业融合的重点领域、发展目标和支持措施，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融合产业。加大对农业产业融合项目的扶持力度，设立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基金，支持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等融合发展载体。完善农业产业链支持政策，对产业链龙头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鼓励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订单农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业品牌建设引导，实施农产品品牌提升行动，支持地方培育区域公用品牌，鼓励企业打造企业品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加强“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质量监管，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同时，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支持农业企业出海，参与国际农业合作与竞争，提升我国农业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三）创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政策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放活土地经营权，鼓励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开发适合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产品，如农机具融资租赁、农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降低农业融资成本。加快农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定农业数据交易管理办法，规范数据交易流程。设立农业数据交易中心，推动农业数据资源有序交易。探索数据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在数据要素开发利用中的收益权。同时，加强农业数据安全保障，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防范数据泄露与滥用风险。
（四）健全农业现代化治理与服务体系
构建农业现代化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加强政策协调与工作衔接。推进农业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率。完善农业监测预警体系，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农产品市场供求、农业自然灾害、重大动植物疫病等进行精准监测与预警，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多元化农业服务主体，提供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市场信息、金融保险等全方位服务。推进“互联网+农业政务服务”，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同时，加强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农业治理，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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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社会经济调查项目“第五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GQDC20230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生态产业化赋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共同富裕的机制、效应与路径研究”（24YJC7900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宋天含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隋福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许默焓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