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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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爽

 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加速重构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2022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7.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为17.2万亿美元,蝉联世界第一;德国为2.9万亿美元,位居第三。近年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呈缩小趋势。然而,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企业竞争力、核心创新能力和规则话语权等方面仍面临挑战。为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我国需从国内和国际着手,提升技术、市场和治理等方面的能力。

一、全球数字经济迎来发展机遇期

近十年来,全球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根据《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TIMG 2023)》,TIMG指数平均得分从2013年的45.33上升至2021年的57.01,增幅达到26%。预计未来5-10年,全球数字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动能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产业创新活跃、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等。同时,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合作也将逐渐走实,但是治理分化的局面可能更加明显。

(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数字基础设施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方面,5G网络占比持续上升。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发布的《全球移动经济发展报告2023》,2030年全球独立移动用户数将增至63亿,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到55亿,其中5G连接数占比将从2022年的12%增至54%;运营商在2023年至2030年期间对其移动网络的资本支出将达到1.5万亿美元,其中92%将用于5G网络部署。爱立信的研究报告则显示,2022年全球接入5G的用户约有10亿,主要集中在北美、日本、韩国和欧盟;而到2028年,全球5G用户将增至50亿,中国、印度、南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家都在加速5G部署,数字经济的南北鸿沟有望得到缩小。同时,算力基础设施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数据公司(IDC)就强调“云”将是未来数字基础设施的主要形式。根据IDC的预测,未来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投资中将有52%流向专有或公共的云基础设施。在亚太地区(日本除外),公共云服务市场的支出在2022至2027年间将从679亿美元增至超2000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的年均增速均超过20%,平台即服务(Paas)的年均增速更是高达30%左右;中国、印度、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市场规模都将超过50亿美元且年均增长率超过20%。

在传统数字产业基础上,人工智能(AI)、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成为数字产业增长的重要动能。图/李桑羽 摄 

(二)数字技术产业创新活跃

在传统数字产业基础上,人工智能(AI)、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成为数字产业增长的重要动能。自ChatGPT出现以来,人工智能进入产业发展扩张整合的新阶段。根据《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收入在2023年达到5132亿美元,同比增长20.7%;预计到2026年,市场规模将达8941亿美元。从区域来看,美洲地区的市场规模最大,约占AI软件市场的64%;亚太地区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占AI软件市场比重约为12%。在技术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带动下,全球物联网市场前景可期。全球调研机构IoT Analytics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物联网设备连接数有望增长16%,有超过160亿个活跃端点;到2027年,全球物联网连接点将超过290亿个。根据全球数据统计机构Statista预测,2024年全球物联网市场收入将达1.39万亿美元,其中,汽车物联网成为主要细分市场,收入规模将达到4942亿美元;预计2028年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将达到2.23万亿美元。此外,区块链行业呈爆发式增长,根据市场调研机构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的预测,全球区块链市场有望在2023年至2030年间由175.7亿美元增至4694.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59.9%。从区域来看,亚太地区增速最快,中日韩和东南亚制造厂商都在增加技术投入;北美地区也将保持高增速,该领域的头部企业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欧洲则将保持平稳增长,数字货币成为主要应用。 

(三)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

近年来,世界各国一直在加速推进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预计未来几年数字化转型支岀将持续保持高速増长。根据IDC的预测,2027年全球数字化转型支出将达到近3.9万亿美元,五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6.1%。从区域分布来看,2023年美国占全球数字化转型支出的比重可达35.8%,亚太地区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全球占比约为33.5%,即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占比分别为16.8%、5.2%和11.5%;西欧的占比约为22%。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人工智能、3D打印、物联网、工业机器人、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将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数字化可能使全球制造业生产率提高10%到25%;到2025年,全球工厂每年有望创造高达1.8万亿美元的新价值。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则指出,到2035年,人工智能预计将带动制造业增加值实现2.2%的增长。区块链技术作为解决产业链参与方信任问题的基础设施,预计到2030年将有约30%规模超50亿美元的制造企业使用区块链技术。

(四)数字经济治理逐渐走实

全球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许多新的国际治理议题。由于各国在数字经济发展理念和路径上的差异,近年来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的实质性合作有限,不过预计未来5-10年,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将逐渐走深走实。特别是美国、欧盟与七国集团(G7)内部已经取得越来越多共识,可能将成为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和技术标准制定的主导力量。譬如,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随着欧洲议会于2023年7月通过《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的充分性决定》,美欧多年在该领域的纷争暂告一段落,未来个人数据可以安全地从欧盟流向参与构建该框架的美国公司。G7自2019年启动“可信数据自由流动”倡议以来,已经在该框架下达成一系列共识;2023年4月宣布设立的“伙伴关系制度性安排”(IAP)将负责落实该倡议的路线图和行动计划。同时,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也可能进一步走向分化。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成为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数字经济治理的国际话语权。2022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达成《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并将电子商务工作组升级为数字经济工作组,成为推动落实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上合组织则于2023年在数字化转型、数字贸易等方面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将国际信息安全合作向数字经济领域全面扩展。

二、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也实现了快速发展。从2016年到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加了4.1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2%,是同期美德日韩4国数字经济总体年均复合增速的2.2倍。虽然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仍面临一些挑战。

(一)企业国际化拓展面临阻碍

中资数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国际化业务拓展面临多方面阻碍。根据Statista的统计,2023年世界上按市值排名的前10家公司中有8家为美国公司,其中,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英伟达和Meta均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企业,另外两家公司特斯拉和维萨(Visa)的业务也与数字经济息息相关。中国大陆有两家ICT企业进入全球市值排名前100榜单,分别是排在第15位的腾讯控股和第40位的阿里巴巴。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美国ICT巨头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商业网络和众多数据中心,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和技术力量。未来,这些美国企业将进一步扩大全球布局,作为数据汇集、匹配撮合、运算分析、技术支持的重要主体,在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价值链扮演重要角色。而我国的数字企业,由于在前沿技术获取、技术人员交流、海外市场开拓等方面受到诸多阻碍,未来在前沿领域的技术探索仍面临一些挑战。

(二)核心创新能力受到挑战

在数字经济领域,前沿技术目前很多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应用技术方面,创新能力的提升受到较多外部限制。美国在数字底层技术、核心算法、关键软件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并采取各种方式限制中国获取前沿技术信息。对于前沿领域的数字技术,如芯片、量子通信、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美国政府出台了《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芯片基金战略》《量子信息科学国家战略概览》《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等一系列文件,旨在通过税收优惠、投资支持和人才战略等举措加快产业布局。同时,美国通过SDN清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限制措施,意图在前沿技术领域对我国进行封锁,以确保自身的领先优势。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优势则体现在应用创新方面,这主要得益于国内大市场和低成本的优势。未来,预计我国在智能汽车、电子游戏、手机软件等领域都将展现出色的创新能力,并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基于“安全”等借口所制造的种种障碍,将对我国在全球数字应用市场中的地位造成一定的威胁。

应从国家层面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关键技术领域予以支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图/李桑羽 摄 

(三)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有待提升

近年来,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但在对接由发达国家推动的高水平国际规则方面还面临着一些挑战。通过促进美欧协调、G7共识,发达国家逐渐掌握了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话语权。未来,美欧国家将进一步完善双多边合作机制,如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等,在数据访问、技术流动、信息共享等规则制定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塑造双方发展数字经济的共同价值观。同时,基于G7、“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及双边机制,美国及其盟友、合作伙伴也将在数字经济规则领域展开更具实质性的谈判,解决诸如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计算设施本土化要求等数字障碍,意图将西方价值作为数字世界秩序的核心。当前,中国在数字经济南南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与东盟、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达成合作框架协议。同时,我国也在积极对接由发达国家建立的数字经济规则。2021年11月,我国提交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申请,此后一直致力于全面推进加入DEPA的谈判。然而,鉴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国际数字规则合作中有意结成“小圈子”,我国需加快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数字市场规则制定和对接。

三、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全球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

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我国可分别从国内和国际着手,提升技术、市场和治理等方面的能力。

首先,继续修炼“内功”,加强关键数字技术的研发攻关。坚持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的持续投入,构建有机的“产学研金”体系。继续从国家层面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关键技术领域予以支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调企业在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中的载体作用,通过数字技术研发的市场化机制以激励创新。一是在研发过程中引导民营企业参与。企业不仅可以为研究机构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如提供研发资金、推动技术产业化等,还可以给予信息方面的支持,因为企业更了解市场需求,也更易获取国际上的技术资讯。二是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数字技术创新。大型数字技术研发项目需要持续、大量地投入资金,这类项目虽然风险较高,但是也有获得高收益的潜力,因而对民间资本具有吸引力。可考虑将国家科技资助机制与市场化金融机制相结合,比如,在政府建立的科技产业基金中引入民间创投资本,打造适应数字技术创新的多样化融资体系。

其次,扩大“朋友圈”,打造数字经济国际利益共同体。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数字化程度,弥合数字经济南北鸿沟。许多发展中国家移动通信网络的普及率较低,我国基于在该领域的技术和市场经验能够为其提供有效帮助。随着这些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得到完善,我国可进一步为其国内的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农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或可成为早期抓手,通过提供技术援助、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促进这些国家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产出和服务业效率。另一方面,增进与发达国家的交流互信,努力拓宽彼此在市场和技术方面的合作空间。我国可与发达国家建立多层次交流机制,促进政府、企业、科研机构、行业组织等各方沟通交流,增进理解和共识。有国际化目标的中资企业可提早布局,与海外的潜在客户或合作伙伴建立长效联络机制,并主动了解和遵守东道国政府的安全规定。遇到当地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时,中资企业应与当地合作企业及时沟通,在相应技术节点或生产环节中邀请当地企业人员前来商讨和交流。同时,我国相关部门也应展现开放姿态,加强对中资企业在海外布局的支持。

最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强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的包容性。加强数字经济治理的研究和协调,设立负责制定数字经济政策和治理合作的专门机构,其职能涵盖开展数字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研究、制定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拟定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谈判策略等。由该机构组织协调,可汇集科研机构、智库、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开展数字经济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吸纳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制定规则和谈判策略,尤其是应重视企业主体的意见。在国际上,继续推进数字经济治理的南南合作,并为对接高标准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创造条件。充分了解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利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平台倡导、制定、推动和落实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持续关注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动向,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及时在多边平台上予以治理方面的回应或提出治理倡议;从双边层面与发达国家建立数字经济协商机制,推动双方就数字经济议题展开实质性合作。利用海南自贸港、上海自贸区等,努力创造对接和先行先试DEPA、CPTPP等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的条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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