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钰哲 李雨凌 王聪聪 张 原 张百茵
摘 要：目前，全球未来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各国均处在产业领域选择、关键技术预研阶段，对于未来产业采取何种发展模式多在尝试和探索中。产业模式的选择离不开产业本身，不同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采取或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本文回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推动其“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归纳、总结、提炼历史阶段中较为成功的未来产业发展模式，以期对当下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未来产业；产业发展模式；政产学研；产业集群；军民融合
一、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基本概念
产业发展模式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有效融入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通过自发形成及外力推动，从产生到不断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发展特点及规律。
未来产业发展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其模式选择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例如资源的充裕程度，创新能力的大小，技术水平的高低及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等。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结合传统发展理论和落地探索实践，目前已形成多要素综合性发展模式。这种综合性发展模式既兼顾了未来产业自身技术特点，也兼顾了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
目前，针对未来产业的发展模式有多种分类方法：从资源配置主体来看，可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政产学研合作的发展模式；从市场规模来看，可分为以大企业为主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从产业集群视角来看，可分为星形、单核、多核等发展模式；从产业应用领域来看，可分为以民用为主、以军用为主和军民融合的发展模式；等等。
二、典型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分析
目前，未来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全球各个国家均处在未来产业选择、关键技术预研阶段，对于未来产业采取何种发展模式也多在尝试和探索中。回顾历史，早在二三十年甚至是五十年前，一些当时的“未来”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当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和支柱型产业，不同的产业在此过程中采取或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新的历史起点，有必要借鉴“过去”的“未来产业”一些成熟的发展模式经验，来为发展“现在”的“未来产业”提供参考。
（一）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发展模式
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市场自主创新为辅助的发展模式。政府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蓝图，并按照预定政策、战略或规划，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将社会资源分配到未来产业发展相关部门、地区、领域等，大力促进未来产业发展。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发展的未来产业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该产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发展关乎本国的国家安全、国际战略地位乃至全球领导力；二是该产业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本国由于各种原因处于落后地位，亟须奋起直追。
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为美国举全国之力发展量子科技产业。早在2009年，美国发布《量子信息科学的联邦愿景》，明确提出密切关注量子信息科学，保持该领域领先地位。2018年以来，美国不断发力量子科技领域，从国家层面推动量子科技产业发展，抢占未来发展新高地。一是加强政策法规建设。2018年9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发布《量子科技国家战略概述》，为日后量子技术发展定下基调。之后，美国陆续发布《国家量子计划法案》《美国量子网络战略构想》《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二是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国家量子计划法案》专门设立了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量子信息科学小组委员会和国家量子计划咨询委员会三个组织机构，分别负责国家量子计划的技术、行政、宣传等日常工作。三是集聚产业发展资源。一方面，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国家量子计划法案》在首个五年周期拟投入12.75亿美元用于量子计算研发工作。另一方面，积极组建新型国家级创新主体及联盟，包括美国能源部量子科学与工程类研究中心、未来产业研究院、芝加哥量子联盟等，集聚科技人才，提升联合攻关能力。
（二）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发展模式
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指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宏观调控为辅助的发展模式。该模式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由市场主体决定，而政府仅通过政策法规、科研项目、政府采购等方式对未来产业发展进行方向指引和间接扶持。采用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激发企业科技创新活力，使其主动研发和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有利于引导企业按照市场需要调整生产经营规模，转变生产经营方向，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促进产需有效衔接；有利于发挥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作用，带动产业整体健康发展。但是，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可能造成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失衡、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
1.初创企业裂变发展模式
未来产业的技术突破更具前瞻性和前沿性，处于发展的萌芽和孕育孵化阶段，接近于初创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当未来产业处于萌芽阶段或者孕育阶段，其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较小，但是随着初创企业裂变式飞速发展，可以有力推动未来产业技术突破或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从而加快产业化进程。
初创企业裂变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为大疆创新带动中国无人机产业“出圈”。大疆创新成立于2006年，在2013—2015年三年间实现收入爆发式增长，成为第一家进入“十亿美元俱乐部”的无人机公司，成功带动整个无人机产业由小众走向大众，完成从“0”到“1”的跨越式发展。2013年，大疆发布首款消费类无人机——大疆Phantom 1，推动开源自动驾驶仪这一核心技术飞速发展，初步完成军用无人机向消费级无人机的商品化转变，让消费级无人机产品迅速走向大众，敲开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大门。随后，大疆陆续推出精灵、御系列无人机等现象级产品，其对无人机消费市场的培育、应用场景的同质化、产业链的完整配套，让消费级无人机边际成本递减并得以迅速产业化。2015年起，大疆在植物保护、能源、急救、救灾行业搭建了完整的工业无人机产业链架构，包含从技术开发、无人机制造、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到售后服务全环节。目前大疆除了消费级无人机以外，已在工业无人机领域牢牢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民用无人机产业整体规模体量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2.龙头企业拓展模式
未来产业从孕育孵化阶段进入产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需要新兴技术、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推动，因此，颠覆性技术突破与未来产业发展具备高度联动性。而颠覆性技术本身具有较大的风险性，这给未来产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当未来产业发展脱离概念验证进入中试熟化阶段时，就需要资金和技术实力雄厚、风险抵御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入场，助力未来产业进一步发展成熟。
龙头企业扩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为韩国龙头企业带领显示面板产业赶超日本。韩国三星和LG投资液晶面板之初，正是全球显示面板产业经历衰退之时，两家公司大幅投资扩大生产线并支持先进技术研发，在日本开设研究所，雇佣大批专业工程师，与日本部分先进企业合作交换专利和技术许可，获得了大批先进技术。同时，三星和LG大幅投资电视机和显示器的生产，部署实施了液晶面板产业链垂直整合战略，这一战略使韩国液晶面板产业逐步领先世界。如今，三星几乎垄断了90%以上的手机OLED屏市场；LG也在OLED电视市场上取得绝对优势，其大尺寸面板成为众多OLED电视厂商的首选，市场占有率高达70%。至此，三星和LG成为韩国显示面板产业的龙头企业，成功远超日本企业，并占据全球OLED面板产业领先地位。
（三）政产学研联合发展模式
政产学研联合发展模式，是指在政府的监督、管理或辅助下，由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合理的战略布局，突破阻隔、分工合作，促进创新要素活力充分释放，以达成各创新主体之间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模式。一般来说，依据政产学研联合发展模式表征不同，可将政产学研联合发展模式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探索期。适时制定国家级科技战略规划和政策，促使高新技术及未来产业成为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增长点。二是推广期。以完善的政策体系和法律制度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并逐步形成产学研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三是转型期。提高自身基础研究和研发能力，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制高点。四是突破期。充分释放彼此间的“政策、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实现深度融合，进而形成政产学研结合、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良好格局。政产学研联合发展模式又可细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1.“产—学”合作模式
“产—学”合作模式是指未来产业相关企业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通过项目驱动校企合作，整合校内外研发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的良性循环。从未来产业发展情况来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高校能够发挥教育、传播的功能，为企业培育技术创新人才，并与企业形成交互机制实现双向学习。基于此，“产—学”合作模式可进一步表现为企业通过技术市场交易获得高校的科技研发成果、高校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展项目、企业与高校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长期合作协议以及企业向高校出资出设备、参与高等院校部分管理四种形式。
“产—学”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为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128公路”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集群的领导者，依托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东北大学、白伯森学院等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等资源优势，以校企联动为主要手段，逐渐分化出离子公司、EG-G公司、DEC数字设备公司以及一批生物技术公司。与此同时，该地区又进一步把高校技术转化到开发产品的商业部门，从而促进高校在技术专利、发明披露、技术许可、风险投资等多方面形成大量的公共补助和产业基础。目前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以麻省理工和哈佛为核心，吸引了电子、远程通信、生物医药等知名企业和研发中心进入，并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尤其是在电子仪器和电子系统等领域已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和革新。
2.“产—学—研”合作模式
“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定义为：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或研发机构）这三个技术创新主体要素，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逐步实现“科研—产品—市场—科研”的良性循环。具体来看，主要包括股份公司型合作形式、战略型合作创新形式和成果拉动型合作形式三种。
“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为推进高端制造和新材料产业的德国ARENA2036计划。ARENA2036计划的意思是“为新一代汽车构建积极的研究环境”，包括“LeiFu（多功能融合的智能轻量化制造）”“DigitPro（新材料与新流程的数字化）”“ForschFab（模块化与智能化的生产）”“Khoch3（创新、合作、能力转化）”四个项目。该计划充分利用斯图加特大学、斯图加特汽车发动机研究所和德国宇航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面向11家在机器人制造、自动化、新材料等领域的头部企业需求建立校企跨学科合作平台，实现生产过程与工作环境的创新，促使更多新型材料能够被采用，从而应对技术迅猛发展的需求。
3.“政—产—学—研”合作模式
“政—产—学—研”合作模式是指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消费者等多个社会主体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通过战略布局、组织协作、制度文化等打破壁垒、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推进创新主体之间全方位深度交流合作和释放要素活力，实现创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发展模式。“政—产—学—研”合作模式依托政策支持提供的广阔发展空间，通过以产养研、以研促产，推动未来产业的企业和具有技术优势的科研院所、高校联合，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政—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推进半导体产业深化合作。日本政府可以说是政产学研结合模式的开创者，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运用多项政策，鼓励和引导大学、研究机构和产业界进行合作。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府进一步推进政产学研一体化进程，通过共同研究制度、奖学捐赠金制度、受托研究制度等的有机融合，进行关键技术攻关。2001年和2006年，日本政府相继推行了“产业聚集计划”“知识产业聚集培育事业计划”和“新经济成长战略”，重点发展机器人、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在政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推动下，日本在半导体芯片制造所需要的材料生产方面突破了技术壁垒，相关企业在硅晶圆、合成半导体晶圆、保护涂膜封装材料等14种重要材料生产领域，长期保持全球绝对领先的优势市场地位。
（四）产业集群式发展模式
产业集群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大量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金融、保险、服务等）在地理空间上聚集的一种经济现象，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一是形成期，即围绕一个或几个主导企业，关联企业向主导企业形成空间集聚。二是成长期，即集群内企业关联度逐渐加强，上下游企业分工不断清晰，产业配套日渐完善，产业集群生态逐步形成。三是成熟期，即集群内企业之间、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各类配套设施完善，产业链基本完整，产业集群发展成为完善的有机协同网络。四是升级期，即集群内各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升原有产品性能，发展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推动产业进行技术更新换代，产业集群进入新阶段。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逐渐加速，产业集群会呈现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集群内产业互动发展，二是集群与外部区域协同发展。
1.内部互动发展模式
集群内有多个产业时，每个产业在发展规模、产业价值链和相应产业政策等方面都是不同的。根据不同产业的地位，可继续将内部互动发展模式细分为星形、单核、多核等发展模式。星形发展模式是指，集群发展初期阶段，还未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产业，多个未来产业仅仅依靠传统意义上的知识链、价值链和物流链进行联系，彼此之间的合作机会少，协同关系很弱。单核发展模式是指，在一个产业集群内，出现单个产业在总体规模、生产能力、产品结构和战略地位上都处于主导地位，能够通过自身的发展来带动集群内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且其他产业对主导产业也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多核发展模式是指，产业集群内部存在不止一个相互关联的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均处于相同的优势地位，对集群的其他产业都具有重要影响。集群的发展不过度依赖单一的产业，使产业集群具有比较强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整个集群的发展潜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得到相应增强。
内部互动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为美国硅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防部对硅谷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集成电路创新研发，使得硅谷地区成为这一时期国防工业企业的集聚地，但并未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产业，这一时期的硅谷产业集群就属于星形发展模式。20世纪50—70年代，集成电路的发展走出国防领域，硅谷开始聚集以生产电脑芯片为主的半导体企业，成为美国最富盛名的半导体产业基地，这一时期的硅谷产业集群属于单核发展模式。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国防领域对集成电路的需求逐步下降，其他国家的半导体产业逐渐兴起，全球个人计算机工业浪潮及互联网经济发展进一步促使软件服务行业迅速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曾从事半导体开发和制造的企业逐步开拓信息技术（IT）业务，新型IT企业也不断在硅谷地区创立，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成为硅谷的主导产业。时至今日，硅谷仍然集中了大量在业务上具有联系的半导体企业、计算机企业、互联网企业和软件企业，还有大量相关配套企业和服务企业，以及很多小型软件开发创业公司，这一时期的硅谷产业集群则属于多核发展模式。
2.与外部区域协同发展模式
产业集群需要与外部区域，即多个产业集群之间协同发展。根据协同理论，协同可以使得系统内的各子系统由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更快转化，减少各子系统之间的摩擦，从而产生系统整体效应。因此，产业集群间协同发展可以对区域各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1+1>2”的推动作用。能够进行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城市带一般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产业比较优势、科技创新优势等。具体来看，这些城市带一般是由几个特大城市和若干个中小城市组成的点带状或点圈状城市群，毗邻世界级的重要海港和航空港，有发达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等陆路交通网络，依托陆海空交通体系建立起非常发达的物流体系，区域内交通成本和交易成本均相对较低等。此外，这类城市之间的资源禀赋有一定的差异，但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能够形成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创新共同体，打破产业界限、区域界限，贯通产业链，有利于产业重组和产业资源的高效配置。
外部区域协同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为欧洲西北部莱茵河流域城市工业带。欧洲西北部莱茵河流域城市带，由荷兰、比利时、德国、卢森堡、法国、瑞士等莱茵河流域八个国家的部分地区构成。莱茵河流域交通便利，贸易活跃，市场机制成熟。但跨国区域很容易出现产业块状分割现象，因而无法实现莱茵河流域整体利益最大化，难以统筹协调发展。因此，必须建立良好的区域协作制度体系，有效处理不同国家和地区与不同城市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此过程中，由各大企业牵头，各国政府助力，发展出了超国家机构组织，如“欧洲煤钢共同体”“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等部长级区域协作组织，协调多国多城市签订了若干具有法律效力的区域协作公约。通过区域协同发展机制，莱茵河流域城市带建立起上百个新兴工业园区、30余所国家级科研创新机构，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产业发展格局。此后，该模式迅速扩展到莱茵河流域的其他产业上，并准确定位了区域内各城市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分工角色，明确了各自的产业发展方向，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产业布局。
（五）军民融合发展模式
军民融合产业是指将既适用于军事用途又可应用于民用领域、具有显著商业化价值和产业化发展潜力的军民两用技术应用于生产以及经济、社会、军事等相关领域，为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统称。它是以国防工业、军事工业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为重心和依据，通过军用、民用领域之间的相互交流形成的产业。简而言之，军民融合产业既承担了国防军事等相关任务，又参与了民用领域的市场经济活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模式主要包括军民一体化、寓军于民、以军带民和先军后民四个细分模式。
1.军民一体化模式。该模式力推国防工业基础和民用工业基础逐渐兼容，采用共有的技术、工艺、劳动力、设备、材料和设施，以满足军用和民用两种需求。具体措施包括：政府协同军政部门，逐步完善军民融合政策法规体系，推动实施军民融合；部署和规范军民融合科技计划；鼓励开放合作型产业链和设立军民结合型创新企业主体等。
军民一体化模式的典型代表为美国发展航空航天产业。目前，美国拥有全球最全种类、最高产值的航空工业体系和航空制造商体系, 能够设计和生产出全球最为领先的航空产品，其做法值得中国借鉴。一是持续完善军民融合政策法规体系。1994年以来，美国政府先后颁布《军民一体化的潜力评估》《采办改革：变革的命令》《国防科学技术战略》等政策法规。二是鼓励民间制造企业参与军事航空项目。波音公司在20世纪40—50年代，为美国军方先后研制了B-47轰炸机、B-52轰炸机、KC-135空中加油机等武器装备，从而积累了先进的军机技术。三是制定实施军民两用高度结合的航空计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制定的绝大多数计划，如著名的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都着眼于军民结合，其所投入的航空科研经费中，90%有益于美国民用航空工业的发展。四是成立多层次的促进航空工业军民一体化发展的机构。从国家层面、部委级层面和企业群层面，美国均成立了多层次的军民一体化机构。
2.寓军于民模式。宏观层面的寓军于民，主要指军用领域国防建设与民用领域经济建设的有机组合、资源互通互享；中观层面的寓军于民，又称部门层面的寓军于民，包括国防科技工业的寓军于民以及军队与地方的结合等；微观层面的寓军于民，主要指企业等微观主体层面，对军工主体来说，是指除去少数单位以外，多数的军工单位都能同步开发生产军用产品、民用产品，并面向全社会开展军品科研生产大协作，以避免“大而全、小而全”现象。具体措施包括：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与政、军、民相结合的决策运行机制；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扩大民用产品生产；对有能力生产军用产品的民企实行优惠扶持政策等。
寓军于民模式的典型代表为日本发展电子工业产业。在技术层面，日本的高科技发展规划中大部分科研项目都与军事应用相关或直接用于军事目的。例如，日本在大部分通用技术中广泛与电子技术相融合，使电子技术飞速发展。在保障层面，采取鼓励兵器企业设备投资政策，从税制上予以优惠，实行“国防工业相关税制”。例如，1985年日本制定《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企业用于购置基础技术（包括尖端电子、生物、新材料、电信及空间开发技术等）开发的资产免税7%。
3.以军带民模式。以军带民发展模式主要是指把军事工业置于本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扩大军工技术成果的应用范围，并将部分军工企业变为民营企业，同时鼓励其他企业利用国防投资开发生产民用产品。具体措施包括：大力推行“军转民”和“民参军”；重视军工企业的军民融合；国防部研制机构企业化等。
以军带民模式的典型代表为以色列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产业。以色列国防工业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有军工企业公司化，开始“以军带民”。1990年，以色列国防部的军事工业公司和拉斐尔武器先进防御公司就转变为国有公司，组建适应市场运作的集团，获得自主经营权，并且转向民品生产，自此开始“以军带民”道路。第二阶段（21世纪初至今），国有军工企业私营化，坚持“军转民”。2004年，以色列的军事工业公司开始将部分业务出售给私营公司，私有化后的军工企业进行了合并、重组，并与其他公司联合，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4.先军后民模式。先军后民发展模式是一种既想避开军民分离的弊端、又不想放弃独立军工体系的折衷模式。具体措施包括：出台政策，助推军工企业“军转民”，如对军工企业进行优化改组，对部分军工企业进行缩并等；充分使用国防工业的军民两用技术；加强军民两用技术对外出口，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等。
先军后民模式的典型代表为俄罗斯发展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产业。俄罗斯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产业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1994年），“雪崩式”军转民阶段。1992年，俄罗斯政府采用快速私有化的“休克疗法”，开启了国防工业“雪崩式”转型，直接导致军工行业全面混乱的局势。第二阶段（1995-1997年），权力下放地方，进入“渐进式”调整阶段。俄罗斯联邦政府与各联邦主体签订了关于国防工业军转民进程方面的权利划分协议，改变了军转民中央政府直接干预的模式，使军转民开始向联邦主体深度渗透。第三阶段（1998-2000年），军转民向军工行业结构调整转变，进入国防军工综合体重组阶段。1998年，俄罗斯制定军转民和改组专项规划，规定军企要转向民用生产，要求在航空航天、电子、通信设备等部门优先采用军民两用技术。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深化军民一体化阶段，军民融合进入良性轨道。2001年，俄罗斯政府出台军民融合基本方针，同时对之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军民融合一体化。
三、未来产业发展模式的一般性结论
通过研究全球典型未来产业发展模式，本文得出有关未来产业发展模式的一般性结论。
1.未来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产业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产业发展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发展模式的选择受资源禀赋、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当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新的发展需求产生时，产业优势与社会分工会随之发生变化，未来产业发展模式也会发生调整。
2.在未来产业发展演化的各个阶段，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并不互斥，而是交叉融合的。在产业发展的实际过程中，以单一维度划分的多种发展模式可能同时存在，进而衍生出更复杂、更具体、更多样的未来产业发展模式。近年来，主要经济体结合传统发展理论和落地探索实践，已经形成多要素综合的未来产业发展模式。
3.不同约束条件下的未来产业发展模式没有优劣之分，适合本国国情的就是最好的。选择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充分结合自身优势,借力宏观大环境,才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最优路径。同时，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应充分考虑其发展模式、水平与国家现实情况的匹配性和可行性，依据不同时期内不同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及时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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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研究所、科技与标准研究所）